几年前去天津上学，家里办了一桌小小的践行宴，像是作为一种仪式，向亲戚和家人宣告一场背井离乡的启程。自此家乡成为我背上透明的壳，和我一同走南奔北。它沉重又轻盈，说它沉重，在于它背负着许多历史与成见——传统、重男轻女、过度精明；说它轻盈，又在于它业已支配我的语言、习惯和味蕾，时间久了就不容易察觉它的沉重。当有人问起“你的家乡是哪里”时，壳的纹路与外形就会变得明晰、具体起来。
家乡，于我而言，有三个同义词，头一个是它的地理命名——潮汕。潮汕在广东省的东部，人们使用的潮汕话又是闽南语的一支。可以说，它位于粤闽文化的边界上，从闽文化溢出，却难入粤文化，像一个外嫁的女儿，里外没有归属。上大学时，同学问我：“你是广东人，会说广东话吗？”我说：“会，但是潮汕话才是我的母语。”可我的普通话不标准，被他们听成了“长沙话”，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
家乡的第二个同义词是童年。家乡看上去可以是许多地方，在我户口本上写的籍贯是一处，父母各自的村庄又两处，进城以来搬家流转又许多处，总结起来，家乡应该是消度童年的地方，是我和姐姐们一起无忧无虑、嬉笑玩耍的乐园。我们家里6个小孩，我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为了省钱，我们从父母做生意的店铺回家，会去路口叫三轮车，最大的姐姐负责砍价，6块钱的车资，要人小胆大地砍到4块钱。这是我们从小钻研的技能，像我们的旧衣服一样，按年龄从大到小，传承下来。
6个人，坐一辆三轮车，需要我们合理地分配空间。有坐垫的座位属于3个最年长的姐姐，她们错开坐着，腿上还得抱着两个最小的，6个人当中剩下的那一个，就得坐在小凳子上。晚上回家的路上，因为挤，我们从不把车篷拉起来，这样可以一起抬头望月亮。月亮，潮汕话称之为“月娘”，月娘在行道树的叶缝中时隐时现，比我们调皮多了。我们一边唱歌，唱童谣和《还珠格格》插曲，一边坐在敞篷三轮车上，借由它穿过城市车河与万家灯火，穿过我们欢声笑语的童年，穿过记忆中的家乡。
除了地理与记忆两层意义，家乡的第三个同义词是父母。有人说过，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乡，此话非虚，对长期漂泊在外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从天津再到上海，我在外读书7年，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先煮好海鲜粥，等我一进家门就可以吃上。煮海鲜粥，先要备好材料，将干贝、鱿鱼干和虾干放在水里泡，再熬一锅排骨汤用来煮米，等米煮开，再将泡发的各类海鲜投进去一起熬，猛料足火，熬得浓稠软密，呈现粉红的颜色，就可以关灶上桌。喝上一口，满嘴风味物质，那是做旧的鲜甜，是全情等待的时光味道。
我想，我的家乡，须由“潮汕、童年、父母”这三个同义词互相阐释、佐证，才能被真正定义。即便抵达世上其他角落，我也永恒地背负着它，它坚硬的不被完全理解的壳甲里，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一层柔软和温暖，充盈着母亲煮的一股海鲜粥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