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贝九”，见证一段音乐旅程

7月26日，北京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2025-2026音乐季的闭幕式演出。这既是著名指挥家杨洋出任乐团音乐总监后首个音乐季的收官时刻，也是乐团六场“贝多芬交响曲全集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曲目毫无悬念地选定了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简称“贝九”）。不难发现，几乎每逢重要时刻，首选曲目必有“贝九”。这背后蕴藏的音乐考量与文化意蕴值得我们追溯、深思。

实际上，自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首演以来，“贝九”就不断被赋予与庆典、重大仪式相关联的意涵。1872年，如日中天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奠基礼上，亲自执棒《第九交响曲》，将其视为自己全部歌剧创作的艺术起点和终极理想；1951年，穿越“二战”炮火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大幕重启，仍然以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执棒这部交响曲的演出作为标志；1989年末，伯恩斯坦执棒欧美多支顶尖交响乐团共奏“贝九”，以纪念柏林墙的倒塌，并将第四乐章中“欢乐”一词改为“自由”；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通过卫星直播技术实现了与北京、纽约等五座城市的合唱团同唱《欢乐颂》。步入新世纪，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全球多个城市的悼念演出也屡屡选用这部音乐巨制。它显然已从浩如烟海的音乐文献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化时代跨越国界的音乐符号。

不妨让我们回溯至“贝九”诞生之初的场景。音乐学者托马斯·凯利在其形同音乐考古之旅的著作《首演》一书中，向人们展示了“贝九”首演前后堪称仓促混乱的状况：乐谱抄写员面对空前巨大的作品篇幅，错误预估了工作进度，导致排练延误；交响曲的编制需要在剧院常备的管弦乐团与合唱团人数基础上扩充近一倍，而外借人员迟迟不到位；明显不足的排练时间遇上超越同时代所有管弦乐作品的演奏难度，使得乐团与合唱团在舞台上高度紧张，他们只能选择跟随首演指挥乌姆拉夫的手势，而无视坐在观众席首排、激动挥舞手臂提示速度的贝多芬。

彼时的维也纳观众已经痴迷于意大利人罗西尼的歌剧，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清楚自己即将见证的是怎样一部划时代杰作，买票前来的原因也多是想看看久未公开露面的贝多芬……然而每一个乐章结束后，观众都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全曲奏毕（亦有说第二乐章谐谑曲之后）观众更是沸腾欢呼。失聪的贝多芬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同场演出的年轻女低音卡罗琳娜·温格将他搀扶起立、转身，他才意识到观众的巨大热情而泪流满面。

就音乐内容本身而言，《第九交响曲》的确堪为贝多芬辉煌创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它的第一、第二乐章是典型的贝多芬中期音乐风格，充满力量、棱角分明，全曲开篇由弱渐强的巨大幅度和空前张力更是影响了后世无数音乐家；第三乐章则是作曲家晚期音乐风格的最佳体现，开阔浩渺、气息悠长，尽管优美却并不“如歌”，以器乐化的音乐线条抒发内心的宁静与圣洁；而在第四乐章中，乐团将并不复杂的“欢乐颂”主题推向极致后，声乐呼之欲出，借助席勒的诗篇尽情歌唱“人们团结成兄弟”的大同理想。

音乐学者哈维·萨克斯在《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一书中，将《第九交响曲》的诞生置于19世纪20年代广阔的时代画卷中，描绘了它如何与欧洲政治、社会与文艺思潮的共振。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这部作品的气质与当时社会氛围的格格不入，由此印证贝多芬以摒弃取悦听众、无视传统形式的魄力，进入对音乐理想和人类命运的孤寂探索，最终抵达了康德所言的“理性与道德感战胜一切恐惧”的至高之境。也正是这种因执拗而带有超越性的创作理念，赋予了它“世俗世界的神圣音乐”这般独一无二的仪式感。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穿越黑暗，迎向光明”的情绪发展脉络一以贯之。作曲家显然坚信，如果没有阴霾，光明也会显得廉价和空洞。正因如此，聆听“贝九”的最佳方式绝不是只听3分钟左右的“欢乐颂”主题，只有完整聆听全曲，才能惊叹于作曲家将一众音符铸成了一段不可分割、起伏跌宕的心灵之旅。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已将“新年贝九”打造成备受瞩目的岁末音乐品牌，而指挥家杨洋上任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即策划为期10个月的贝多芬全交响曲系列，分六场音乐会完整呈现第一至第九交响曲。此番以“贝九”为整套计划收尾，亦象征着从苦难走向光明的完整音乐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