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发现历史和现实的破绽

作者: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4年08月08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湖北省博物馆距离刘醒龙家只有一站地,他进去参观过无数次。偏偏2004年那一次,被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认了出来。那位工作人员自告奋勇,领他去看摆放在角落里的曾侯乙尊盘。

这一看,刘醒龙被曾侯乙尊盘迷住了,从此开始全方位留意这件国宝中的国宝。10年后的2014年,他出版了以曾侯乙尊盘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蟠虺》,位列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榜首。

又过了10年,2024年,刘醒龙的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听漏》,终于问世。小说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

刘醒龙出生于湖北黄州,当过水利局施工员、阀门厂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文学之路,于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40年前,刘醒龙在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借作品中年轻的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话:机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40年后再看,一个人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刚好遇上、差几分几秒也许就会错过的某个事物,真是人这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刘醒龙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个角度,青铜器与他的相遇,他与文学的相遇,皆是如此。

刘醒龙。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为什么起名“听漏”?并把这个并非主人公的角色作为书名?

刘醒龙:用“听漏”二字作为书名,首先是其音韵的魅力,当然,还有它蕴涵的神秘与神奇。听漏之意,可以理解为自己用感官,发现了历史的破绽,也包括现实生活的破绽。书中有一段话说,“漏水的地方总漏水,不漏水的地方总不漏水。就像坏人到哪里都要干坏事,好人到哪里都会做好事,做人和做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听漏的意义,也是要听人和听事。

我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个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与这个群体的人打过交道,直接和间接的都没有。

这也是一种个人的习惯与操守,就像当初写《凤凰琴》《天行者》,将民办教师这一群体典型化后,反而害怕接触到一些具体的个体,宁肯默默地站在无人的地方,凝视他们,为他们祝福。对作家来说,将作品写成,事情就基本结束了。再想扛着作品的光环另外做些事情,通常是画蛇添足,甚至是自毁长城。

中青报·中青网:《听漏》中的考古和文物像是提供了一个场域,当下的人事、城乡才是主角,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角度?

刘醒龙:两周时期的遗存与相关典籍,是历史样本中最早能够相互印证的。作为文化源头,两周时期的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影响历史进程的杰出表现也屡见不鲜。借助青铜重器的重新现身,用其珍稀性来强调、强化,甚至强行将当今的某些人的画皮猛烈撕开,看清楚所谓世道人心,梳理出文化伦理。而我最想表达的是用历史的义、现实的情,重新构成具有21世纪形态的情义。

中青报·中青网:21世纪形态的情义是怎样的?

刘醒龙:《听漏》中有一段闲笔,“武汉三镇的骗子都是文骗,不像其他地方的骗子,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武汉三镇的骗子还有点‘荣誉感’,一旦被当众识破,就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高明,发一声哄笑,赶紧走人”。情义之事不只是高山仰止的高大上,而是溶解在人间烟火之中,哪怕是街头巷尾的小骗子,在行为举止上也有所表现。

书中,在马跃之和曾本之那里,荣誉的天花板明明就在眼前,闭一闭眼睛,低一低头,就能触摸到。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抬起头,睁大眼睛,告诫自己不可以越雷池一步。“世上最大的骗子是自己骗自己”,对自己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情义。

中青报·中青网:小说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你对这个群体的文学描写抱有怎样的态度?

刘醒龙:在贫穷且没有任何地位的时期,一介书生更容易显出知识的品格;相反,在既有点钱、又有点社会地位的时候,做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青铜时代,读书人名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生死富贵。千年之后,有些话看上去似乎不再说了,有些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也看不到了,但骨子里依然存在。文学有责任将看不见的生命气质从肉体中提取出来,用修辞和故事进行传播。

中青报·中青网:《听漏》有一句话,“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这与文学似乎有相似之处,你觉得考古小说应该表达的是什么?

刘醒龙:这个问题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面对的,如果换掉关键词,说“以文学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接下来的话也是成立的。写考古的小说,也属于文学范畴,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例外。

书封。受访者供图

考古同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样是由有七情六欲的男男女女来做的事情。看上去面对的是死去几千年的古人,骨子里还是由正在地上行走的活人来作各种各样的决定。今天的人只能写今人,今天的人即便写古人,所言说的也无一不是今人。如果真将这些后来者写的古人当成真正的古人,免不了会成为一种笑谈。

中青报·中青网:你和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方勤是好友,你在现实中接触的考古工作者,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刘醒龙:考古工作者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见不着器物,一个字都不会多说;一旦见着器物了,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有一次,方勤让我去看刚刚从一处楚墓中发掘出来的鳊鱼,他极富想象力地说成是“干煸武昌鱼”,令人既忍俊不禁,又有点垂涎欲滴。那个年代,武昌一带大概是叫鄂国,武昌的名字要几百年后才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非常接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看似无中生有,其实字字句句都是有的放矢。考古工作同样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田野调查到打探方、挖探沟,一旦找到遗存,就像写作时的下笔如有神助,小的遗存如写短篇,大的遗址如写长篇。

又比如,考古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味。毫无例外,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是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进行。那片土地上,子子孙孙不知繁衍多少代人,放牧种植,居家生活,但从没有人发现自己的脚底下竟然埋藏着一段用金玉、青铜、陶土和漆木做成的辉煌历史,偏偏考古工作者一来就发现了。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那些人人心中都有、个个笔下全无的状态,在一般人眼里百无一用,却被作家写成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典。考古工作与文学创作的缘起,在“无中生有”这一点上,实在太像了。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很多年轻人对考古感兴趣,文学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做什么?

刘醒龙:还是那句俗话,文学的作用是无用之用。2014年出版青铜重器系列之一《蟠虺》时,考古这行还比较冷。小说着重表现的曾侯乙尊盘,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年,忽然变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文学在其中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主要还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出现新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的变化。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潮流的出现,起关键作用的都是年轻人。而从年轻走过来的中老年人,行动上会少一些,责任和义务会多一些,包括用文学的形式,作一些过来人的言说。

中青报·中青网:近年来你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不高,主要在做什么?

刘醒龙:作家又不是必须频繁出镜的明星!作家如果没有作品,哪怕站在长江大桥上作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要有作品,用作品来说话,作家的出现就变得很次要了。

一部长篇小说,要对得起读者的欣赏,对得起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灵感,没有几十万字是不行的。从前爬格子,手指关节上会被笔磨出老茧;现在敲键盘,十根手指,两只手腕,常常闹腱鞘炎,夜里都能疼醒。这样的过程,才是写作的真相。

文坛上有句话,好作品用不着大声吆喝,好作家用不着抛头露面。面对安身立命的作品,作家必须要将最重要的时间用在写作上。越是在公众面前曝光得少,越是表明作家尽自己的本分正在努力写作。

中青报·中青网:你一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写作?

刘醒龙:从不写中短篇小说、只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坚持在正常的时间里写作,不熬夜,不加班,也不住宾馆酒店,在家里写长篇小说是最舒适的,不受出版社要赶进度的影响,自己不满意就不交稿。

年轻时,杂志社或出版社的编辑催稿是常有的事,现在情况不同了,人过60以后,对时间的珍惜极其自觉。编辑们也明白催不催其实都一样,即便要联系,也是以问候为主,谈写作为辅。彼此都不提何时交稿,真正着急的不是出版社,而是作家自己。人生的好日子就剩下那么多,能写的时候得赶紧呀!

说到底,一个人的写作环境,是由作家内心来决定的,心态平和,雷鸣电闪不过是老天爷放的烟花。

中青报·中青网:那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刘醒龙:到我这个年纪,什么都是业余的,什么也都是专业的。写作之外,会写写书法,打理一下后院的瓜菜豆角。也是听博物馆的朋友说多了,从来不去古玩店。我不喜欢那种真假莫辨的环境,不喜欢耍嘴皮子比耍花枪还顺溜的说辞。宁可与沉默寡言、磨子压不出一个屁来的“地下工作者”,在满是铜锈的角落里长时间对坐,就觉得十分满足。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与生活计划?

刘醒龙:2023年年初,在医院住了20多天,体重掉了9公斤。从医院回来,首先调整了自己的日常秩序,将增强体质摆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尽可能多地与家人相处,只要家人开心,我愿意陪着追剧。

写作自然还是重中之重,也因为是重中之重,再动笔时会更加谨慎。几年前我就说过,当爷爷的人就要有个当爷爷的样子。一般情况下,儿女会顾及父亲的面子,到了童言无忌的孙辈那里,则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万一被发现有什么不妥,爷爷的面子被顶到墙壁上掉不下来,那就难堪了。

接下来肯定是写一部算一部,写出对得起孙辈们的文字。在写出新文字之前,自己会再到一些考古遗址现场看看,希望能写出大家开始念叨的青铜重器系列之三。

【责任编辑:郭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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