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辞桂冠”的季羡林 中国学问家的典范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悦 记者 蒋肖斌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这是“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给季羡林的颁奖词。一介布衣，是他的人生起点，也是季羡林的自我定位。
近日，为纪念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季羡林先生逝世15周年，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五讲“季羡林：中国学问家的典范”开讲。本次讲座的主讲人郁龙余教授于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季羡林，现任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是国际著名印度学家。
季羡林研究的梵学、吐火罗文专业，早年间能懂的只是极少数人。晚年，随着他声名远播，“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为世人冠在他身上的称号。他却“三辞桂冠”，并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一生不慕名利，潜心研究，在印度学、东方学、比较文学、散文研究等众多研究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不过，郁龙余认为，“印度学研究是最基础、最重要，开展最早、坚持最久的”。
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但古代的中印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东传为主，印度的主流文化经典——《吠陀》《往事书》《奥义书》及两大史诗等，并没有传到中国。所以，真正从梵文原典将印度文学的主流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并进行学术研究的，季羡林是第一大家。
在《梵典与华章》中，郁龙余这样评价：“季羡林正是凭着自己丰硕而精湛的印度学研究成果，和其他学者一道，真正建立起了中国的现代印度学。他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学家之一。”在季羡林逝世后，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致函表示：“季教授是世界最著名印度学家之一。”
季羡林不但是中国印度学的创建者，还是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北京大学与金克木、马坚等一起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东方学。他所建立的中国东方学和西方恰恰相反，以人类全部历史为考量，客观、公允地评价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给予认真分析、理性批判和充分借鉴，旨在为建立以“世界大同”为特征的人类新文明贡献力量。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并蓬勃发展时，自幼学习古文、精通多门外语的季羡林对此产生浓厚兴趣。1981年1月，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正式成立，会长季羡林，顾问钱钟书。
季羡林从事比较研究文学，主要聚焦于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他始终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在文学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作为一位研究印度语言文学的学者，有责任向读者展示中印两国沿袭至今的文学关系。
郁龙余认为，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一个总纲——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及八大观点：批评西方中心论，赞同印度故事中心说，百姓是故事文学的创造者，本土化和民族化是故事流传的必然，文化交流是源、比较文学是流，文学交流促进世界各民族友谊，一国之内可以有比较文学，东方综合、西方分析。
在比较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后，季羡林开始思考，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如何向世界展示厚重的中国文化。为此，在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学术专著中，存在大量文化交流内容。他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正是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名著。
季羡林喜爱语言研究，也精通翻译。纵观中国现代翻译事业，季羡林译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大都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难译之作。所译“二剧一诗一故事”（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和大史诗《罗摩衍那》、寓言故事《五卷书》），是印度主流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质量与品相极佳。
他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后来，这被学者们称为“季氏译论”，主要有三条：反对重译即转译，主张直译，提倡以诗译诗。这“季三条”是对古代中国译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十条”“八备”（彦琮）、“五不翻”（玄奘）、“六例”（赞宁）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季羡林为了以诗译诗，寻找一个韵脚，“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多次的心情的波动，终于把这本书译完了”。
著名学者袁行霈在2007年5月《明报月刊》上发文说：“一个没有典范的社会是悲哀的，一个虽有典范而不懂得尊敬的社会更是悲哀的。我们还有季先生这样一些典范，而我们也知道应当如何敬之爱之，用他们的人格和学问来规范自己。”
季羡林一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问孜孜以求。然而在生活中，却是个性情中人，敢说敢言。他在《清华园日记》中写道：
“脑袋里乱七八糟地满是作文的题目，但是却一篇也写不出——今天只想作一篇《自咒》。”（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以前我老觉得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实际上，出版社在刊印他的日记前，提议“做适当删减”，但季羡林的意见则是“一字不改”。
他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