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雷锋

　　尽管抚顺的冬天，天时常灰蒙蒙的，但雷锋纪念馆不缺颜色，园中雷锋塑像胸前系着鲜红的红领巾、门前金色的题词闪闪发光、小孩儿正在广场上放飞彩色的风筝。园区白桦树光秃，碎石堆积在冰冻的河面上，几位退休老人站在雷锋墓前晒太阳，等最后一点阳光消失、闭馆音乐响起，才缓步离开。他们几乎每天都来，夏天，他们就在雷锋墓旁树下的阴凉处，沿台阶坐成一排。长眠于此的雷锋并不孤独。

　　抚顺市望花区的人们过着一种与雷锋相伴的生活。临街的居民楼上印着巨大的雷锋红色头像。一条雷锋路从繁华街区穿过，雷锋纪念馆、雷锋储蓄所分布在道路两旁，雷锋社区和雷锋学校，相邻着坐落在纪念馆身后。

　　60年过去，见过雷锋的老人还在讲着那些和他有关的细节。他是单眼皮，眼睛不大但有神。他有一口小白牙、小酒窝。他的声音有点尖，说话很快，湖南口音，战友排练“三句半”，他因乡音太重排不进去。他爱笑，不是大笑，是谦虚和善的微笑。在工地上干完活儿，他会跷起腿，脱了鞋子倒沙，露出破破烂烂但干净的袜子。他爱美，常把自己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出来。他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色军装。

　　1960年4月，雷锋随部队来到辽宁抚顺。1962年8月15日牺牲后安葬于此。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整理出版的经典雷锋日记有140余篇，其中120篇都在抚顺写就。1963年3月，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我们从没有离开过雷锋，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讲解员刘思岚在雷锋纪念馆工作了13年。她见过八九十岁坐轮椅前来的老人，也接待过年幼的孩子。纪念馆过去没有电梯，工作人员要给老人搬着轮椅上楼。

　　十几年中她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一次，一群老人进了展馆，发现马上要闭馆了，正要遗憾而归，她瞅着老人“可怜巴巴”的样子，寻思今天做个好事，加班给他们讲讲。刘思岚越讲越起劲儿，老人们也敞开了心扉，刘思岚得知他们老家在抚顺，很多年前去了南方生活，现在退休了想回老家看看，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小时候曾见过雷锋，想来纪念馆看看。刘思岚庆幸没让老人们留下这个遗憾。还有一次，一对父母特意带着孩子从大城市来看雷锋纪念馆，这个孩子10岁上下，把雷锋视作精神偶像。到了雷锋墓前，孩子突然跪下了，他告诉父母，“要和雷锋叔叔说悄悄话”，刘思岚和家长“靠边站了”，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生前，雷锋总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不少抚顺老人都听过雷锋作报告，雷锋在台上讲起家人一个个去世，把头埋在胳膊里大哭，闻者落泪。雷锋安葬当天，上万抚顺市民自发送行，人们沿着望花大街排了十几里地。

　　在纪念馆，年轻游客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雷锋艰苦朴素，为什么那个年代他还有皮夹克？雷锋生前有女朋友吗？刘思岚摆事实、讲故事，让游客理解那个情境下的雷锋，一个真实的人。老年游客则常在雷锋的苦难童年、牺牲，这两部分听得眼含热泪，刘思岚想，他们应该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

　　30多年里，当地手工艺人杨擎宇累计做了1万多个雷锋雕塑，铜的、陶瓷的、木头的、煤精的，高度大都在1.8米以上。刘静是雷锋曾辅导过的学生，现在成了画家，一幅她刚完成的画里，雷锋站在火车上给大妈端茶缸，在车厢里，他看起来“顶天立地”，而实际上，刘静说，雷锋不比火车座位的椅背高出多少。他们心照不宣地把雷锋的形象变高了，雷锋纪念馆里的塑像有5米高。以至于很少有游客知道，雷锋只有1.54米。他申请入伍时，曾因此落选，学开车时，被笑话过够不到方向盘。

　　杨擎宇毫不吝啬地送出他做的雷锋雕塑，碰见学雷锋的人就送，有时候一家饭店做菜质量好、价格公道，他也送一尊。每次运送雷锋雕塑时，他都会裹上一块红布，代表一种敬畏。在抚顺，最特殊的那个雕像放在雷锋学校校园里，这是20世纪70年代用市民捐的铜锁、铜钥匙炼成的。黄色的铜像逐渐变青变紫，还生出了白色斑点，去年杨擎宇受托进行打磨修复，将它恢复如新。

　　张立涛是辽宁抚顺市的一名邮政投递员，他每天送信的第一站是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雷锋班”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信，最多的一天收到了528封信，最长的信写了128页。除此之外，还收到过鸡毛信、盲文信、蒙文信。

　　雷锋社区紧挨着过去雷锋所在营地。社区的老人总是比画着，告诉来访者那个导致雷锋牺牲的杆子曾立在哪条小路旁。“他上咱家借过铁锹、面板。”一位老人说，那时自己只有五六岁。

　　在雷锋社区，代办员接下了雷锋的大旗。他们无偿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社区里贴着刘全国的事迹展板，这位代办员从2013年开始为居民服务，止于2020年12月26日，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他为居民代办各种证件，代交各种费用，上门维修、疏通下水……这个拥有4567名居民的社区里，志愿者人数达到1017人，代办员一人一楼一门洞，24小时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在抚顺市雷锋学校，全体学生都加入了“少年雷锋团”，学校里一则著名的学雷锋故事是：一名成绩优异、不善言辞的初中女生主动为班级倒垃圾，倒了3年。

　　在望花区的工商银行雷锋支行，每天早上开工前，员工们会聚在大堂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支行接下很多别的银行不愿意做的活儿。比如，接收那些抱着一堆硬币纸币来存钱的老人，为他们清点被塑料袋包裹的发霉纸币，一张张铺平，贴好；接收那些寺庙许愿池里难以清洗的大量硬币。有老人带来的纸币，一人都抱不动，要三四个工作人员工作9小时，才能处理完。

　　2010年，银行和雷锋旅发起了雷锋存折续写活动，以雷锋名义开了个账户，让战士们存钱，续写。如今账户里已有130万元。1990年成立的雷锋基金会，已经接收全国超过26个省（区、市）的捐款。抚顺一位老太太比雷锋小10岁，听过雷锋演讲，每年都会来基金会，捐个百八十元。

　　刘静就读的本溪路小学和过去雷锋所在部队驻地就隔一条马路，雷锋曾任他们班的课外辅导员。那时候雷锋去外地出车回来，就会来看看他们，参加他们的中队会，给他们讲故事。当时娱乐活动贫瘠，她记得一次雷锋带他们去劳动公园野营，玩“抓特务”的游戏，雷锋买了两包铅笔和橡皮，作为奖励。1962年元旦，刘静和同学去雷锋所在班联欢。雷锋唱了他的湖南家乡小调。联欢会后，天色较晚了，雷锋从驻地把十几个学生挨个送到家。1962年8月15日，刘静和同学听到消息说“咱们雷锋叔叔牺牲了”，他们赶快往雷锋所在部队驻地跑。往常战士们看他们来了，会逗他们两句，但那次谁也不吱声。刘静看到有房间用窗帘挡上了，不让往里瞅，想到应该是出事了，一下子傻眼了，同学们全哭了。

　　刘静小学时就喜欢画画，一次课上画了自己的老师，被同学们贴到黑板上起哄，雷锋帮她解了围，把黑板上的画取下还给她，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后来雷锋还送了她画片，鼓励她画画。

　　刘静退休后画了各种各样的雷锋，“我是一个时间的过客，我走了，雷锋的音容笑貌留下来。”小学时她曾和雷锋拍过一个合影，照片里她给雷锋系红领巾。有一次在山东，她给一座雷锋雕像戴红领巾，一瞬间有些恍惚，“怎么变得冰冰凉的，就在这儿了呢？”“那时候是辅导员和少先队员，现在是老年的我和塑像的雷锋，我一寻思眼泪就止不住了。”

　　如今，“雷锋班”战士也接过做辅导员的传统，累计担任全国287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指导建立了300多个“雷锋小组”“雷锋中队”。

　　张仲国是辽宁省雷锋研究会的会长，生活在抚顺。他专职研究雷锋20多年，“全身心就干这一件事”。他收藏了近千本雷锋相关的图书，有时候甚至会梦见雷锋，梦里他会问他最好奇的那些问题：你为什么想见毛主席？当年你就17岁，怎么写出这么好的日记？你为什么这么爱笑？“我们常说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们从没有离开过雷锋，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他兴奋地寻找着自己和雷锋的相似点：“我身高1.64米，他身高1.54米，雷锋1962年8月15日牺牲，我1962年9月15日出生，雷锋牺牲的时候是从铁岭回来的，我是从铁岭出生。”他甚至想，雷锋岁数大了，兴许和他现在长得差不多。

　　“如果把雷锋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

　　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81岁了，他仍然总坐在家里离雷锋塑像最近的那把椅子上。逢年过节，会给雷锋摆上一副碗筷。他们曾是工友，一同当兵后，睡上下铺，开一辆车。雷锋教他读书、写字，像个“大哥哥一样”，从没对他大声说过话。他讲起雷锋撺掇他当兵的故事，“他说咱应该去当兵，保家卫国，我说好，咱们一块儿去”。乔安山没和家里人合计一下就报名了。当时，军人的津贴要比他们做工人的少得多。刚参军时，雷锋一项军事训练始终达不到标准，晚上大家睡觉了，雷锋跑到操场练，胳膊都练肿了。乔安山记得，雷锋嘴里说，“我当兵真要打仗，我连这个都达不到标准怎么打仗”。

　　过去，乔安山不识字，雷锋帮他读写家信，时间长了，有时乔安山家里人来信，雷锋看到就直接回信了，“家里来信了，叫你好好干”。雷锋教他学文化，“我没有笔，就给我笔，没有本，就给我本”。现在，乔安山虽然还不太能写，但报刊图书都能看下来。

　　刘静读小学时曾被雷锋寄语，“你喜欢画画，以后多画画祖国大好河山、英雄人物”。现在，73岁的她在画室里贴着自己画的山水、清明上河图、各式各样的雷锋。杨擎宇把自己做的雷锋雕塑送往全国各地，他看到湖南雷锋曾就读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也摆着一尊他做的雷锋雕像，“我就想雷锋从抚顺回家了，好像雷锋没有走完的路，我帮他走了”。

　　爱雷锋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和他对话。杨擎宇的工作室塞满了雷锋像，他坐在一个低矮凳子上工作。打一个版，他要经历5步，持续半年到1年。他回忆第一年刚做雷锋像时，总做得不像，气质不对。后来他找各种见过雷锋的人问，直到最后得到他们认可。“一块陌生的煤，你不雕刻出雷锋的话，你跟它对不了话，它就是一块煤。”小有名气后，杨擎宇白天很忙，但不管多忙，晚上，他都会坐在工作凳上做雷锋像。做雷锋像变成了他的一种仪式，“好像自己被净化了，没有罪恶感”。

　　有一回放学，刘静和几个同学去雷锋所在班玩，正好他们在吃饺子。刘静看到他们端了个大洗衣盆似的盆，总共就放了20来个饺子，几个战士不争不抢。刘静和同学不好意思进去，躲在门后面，看他们吃完了才站出来。刘静后来问雷锋，“你们吃饭不分吗？”雷锋说，“我们的同志啊，都很自觉。”

　　张仲国记得，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上一度觉得雷锋过时，说“雷锋出国了办绿卡了”“现在就要挣钱，雷锋是个穷光蛋，他钱都给别人了，那不是个傻瓜吗？”张仲国有时候在楼梯遇到邻居，问他干吗去，他说去讲雷锋，邻居说，“雷锋不是3月的事吗？怎么10月还有？”张仲国对彭宇案也记忆犹新，“老人摔倒了，还要不要扶？公交车上让不让座？”那段时间，他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如果把雷锋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爱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爱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张仲国把雷锋精神，归结为最原始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永不过时的。

　　曾有一位雷锋研究者说，自己只研究雷锋，不学雷锋，张仲国从此把他当作敌人。他希望自己身体力行，由表及里地爱雷锋，他每年平均捐款2000元以上。杨擎宇把孩子送去雷锋社区做了一年义工，他经常献血，希望自己死后可以捐献遗体给需要的人。他曾想去和“诋毁”雷锋的人理论，到了对方家里，发现条件很差、破败不堪，愤怒变成了同情，又打算帮助、感化对方。

　　“我不能讲了拉倒，只要我能，我一定要讲”

　　去年冬天之后，乔安山很难走路了，他用一个架子支撑着双臂，可以勉强从卧室走到客厅。就在2021年，他还去苏州、盐城、九江讲雷锋故事。五六年前，乔安山的听力开始下降，现在左耳听不太清，需要来访者在他的右边大声说话。他患有脑梗，说话时间长了会流口水，但他依然会几乎没有停顿地讲出一连串雷锋的故事，直到家人喊停，让他休息。“人家问我累不累？我说我一看到孩子就不累，我这一生做雷锋的宣传员，像他那样做人。我不能讲了拉倒，只要我能，我一定要讲。”去年他在自己小区建了个学雷锋活动室，叫孩子们在这看看书，大人打打乒乓球。

　　关于雷锋，乔安山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次两人出车途中看到有几个老百姓在推车，雷锋让他把车停下，跑下车帮忙去了。乔安山感叹，“其实我当时也看到了，但是我没有做。”雷锋当时说：“老百姓有困难就帮助他，慢慢就习惯了，一定要记住，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对乔安山影响很大，他也用这种标准要求自己。“雷锋牺牲对我来说打击最大，所以我要像雷锋那样。”20世纪90年代，乔安山曾在路上把一位被撞倒的老人送到医院，没被感激，却被敲诈医药费。幸而后来找到了肇事者，他才免于赔偿。2005年，64岁的乔安山还从汹涌的洪水中救起两名学生。

　　雷锋的痕迹和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在抚顺顽强地存在着。这里老人多，网约车发展缓慢，打车需要去马路上招手。有人抱怨在抚顺赚不到钱，嫌弃家乡人脑子不活络，菜市场卖鱼的，只买一条都不卖给你，“南方哪会这样”。确实很多人选择去南方赚钱了。这毕竟不是60年前的抚顺了，那些见过雷锋、了解雷锋的人，越来越少了，但雷锋的印迹又无处不在，抚顺市学雷锋小组4万多个，有300余支青年志愿者队伍，1.6万人参与其中。

　　雷锋纪念馆一位80后工作人员记得，小学时他们就组建雷锋小组，每周三下午要一起出去做好事。团抚顺市委组织开展文明出行活动，有志愿者还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学雷锋服务行人。

　　在抚顺，荣誉总是以“雷锋”命名的，“百姓雷锋”是市民中的最高荣誉。从2006年启动首届“百姓雷锋”评选活动，至今连续17届，共评选出175名“百姓雷锋”个人、55支团队。孙哲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是第九届“百姓雷锋”荣誉获得者，他参与过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工作。在团抚顺市委引导下，他成为抚顺市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组织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服务。孙哲多年前曾成功开解过一个轻生的学生，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朋友。成为“百姓雷锋”后，他的照片被挂在菜市场旁边。他好奇是什么支撑郭明义这样的“当代雷锋”成为雷锋？他做调研发现，信仰金钱跟心理健康是成反比的，“你越崇拜金钱，你越容易抑郁焦虑”，而如果一个人有真诚的社会信仰，幸福感会相应增强。

　　尹禹骁是一名警察，2015年后，经过团抚顺市委协调，她帮扶近10名在押人员子女。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因贩毒进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两个孩子都依靠1个老人生活。尹禹骁看到他们的家，“家徒四壁”，墙皮掉了，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桌。她每两三个月去看一次孩子，孩子说，“将来我也当警察”。

　　住在雷锋社区的老人王文秀已经不想再讲关于雷锋的事了，因为讲起那段来总哭。王文秀是在探亲的火车上得知雷锋牺牲的消息的，她在火车上哭了起来，心想，不是战争年代，怎么会牺牲呢？

　　王文秀第一次遇见雷锋，是在雷锋所在部队驻地旁的工地上，雷锋当时肚子疼上医院，路过王文秀所在的施工现场。雷锋看他们干得热火朝天，大喇叭“呜呜”喊，他就没去医院，推了一个独轮车，一起来劳动了。王文秀当时是广播员，她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战士来帮忙，去问雷锋叫什么名字，问了3次他都没说，她说：“你名字还保密？我名字告诉你，我叫王文秀。”那天，他们在一起又推砖又推水泥，“整了一身汗”，干完活坐着休息时，雷锋倒掉鞋里的沙子，露出补了又补的袜子。王文秀惊讶，“你的袜子咋这么破？你的钱都干啥呢？你不发津贴吗？”雷锋也不说话，只是一直笑。

　　后来，王文秀才问出他的名字，“雷锋”。那是1961年，王文秀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名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