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雷锋

作者: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3年03月03日

3月1日上午,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雷锋墓前,等待祭奠的青年官兵。2023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当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组织军地青年典型代表,在抚顺市举行祭扫雷锋墓活动。20名军地青年典型代表、200名驻抚顺部队青年官兵代表、抚顺各界青年代表参加。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3月1日上午,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内参观者留言便利贴。赵迪/摄





  尽管抚顺的冬天,天时常灰蒙蒙的,但雷锋纪念馆不缺颜色,园中雷锋塑像胸前系着鲜红的红领巾、门前金色的题词闪闪发光、小孩儿正在广场上放飞彩色的风筝。园区白桦树光秃,碎石堆积在冰冻的河面上,几位退休老人站在雷锋墓前晒太阳,等最后一点阳光消失、闭馆音乐响起,才缓步离开。他们几乎每天都来,夏天,他们就在雷锋墓旁树下的阴凉处,沿台阶坐成一排。长眠于此的雷锋并不孤独。

  抚顺市望花区的人们过着一种与雷锋相伴的生活。临街的居民楼上印着巨大的雷锋红色头像。一条雷锋路从繁华街区穿过,雷锋纪念馆、雷锋储蓄所分布在道路两旁,雷锋社区和雷锋学校,相邻着坐落在纪念馆身后。

  60年过去,见过雷锋的老人还在讲着那些和他有关的细节。他是单眼皮,眼睛不大但有神。他有一口小白牙、小酒窝。他的声音有点尖,说话很快,湖南口音,战友排练“三句半”,他因乡音太重排不进去。他爱笑,不是大笑,是谦虚和善的微笑。在工地上干完活儿,他会跷起腿,脱了鞋子倒沙,露出破破烂烂但干净的袜子。他爱美,常把自己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出来。他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色军装。

  1960年4月,雷锋随部队来到辽宁抚顺。1962年8月15日牺牲后安葬于此。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整理出版的经典雷锋日记有140余篇,其中120篇都在抚顺写就。1963年3月,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雷锋社区里的标语。郭玉洁/摄


  “我们从没有离开过雷锋,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讲解员刘思岚在雷锋纪念馆工作了13年。她见过八九十岁坐轮椅前来的老人,也接待过年幼的孩子。纪念馆过去没有电梯,工作人员要给老人搬着轮椅上楼。

  十几年中她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一次,一群老人进了展馆,发现马上要闭馆了,正要遗憾而归,她瞅着老人“可怜巴巴”的样子,寻思今天做个好事,加班给他们讲讲。刘思岚越讲越起劲儿,老人们也敞开了心扉,刘思岚得知他们老家在抚顺,很多年前去了南方生活,现在退休了想回老家看看,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他们中有的人小时候曾见过雷锋,想来纪念馆看看。刘思岚庆幸没让老人们留下这个遗憾。还有一次,一对父母特意带着孩子从大城市来看雷锋纪念馆,这个孩子10岁上下,把雷锋视作精神偶像。到了雷锋墓前,孩子突然跪下了,他告诉父母,“要和雷锋叔叔说悄悄话”,刘思岚和家长“靠边站了”,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生前,雷锋总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不少抚顺老人都听过雷锋作报告,雷锋在台上讲起家人一个个去世,把头埋在胳膊里大哭,闻者落泪。雷锋安葬当天,上万抚顺市民自发送行,人们沿着望花大街排了十几里地。

  在纪念馆,年轻游客问得最多的问题是:雷锋艰苦朴素,为什么那个年代他还有皮夹克?雷锋生前有女朋友吗?刘思岚摆事实、讲故事,让游客理解那个情境下的雷锋,一个真实的人。老年游客则常在雷锋的苦难童年、牺牲,这两部分听得眼含热泪,刘思岚想,他们应该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

  30多年里,当地手工艺人杨擎宇累计做了1万多个雷锋雕塑,铜的、陶瓷的、木头的、煤精的,高度大都在1.8米以上。刘静是雷锋曾辅导过的学生,现在成了画家,一幅她刚完成的画里,雷锋站在火车上给大妈端茶缸,在车厢里,他看起来“顶天立地”,而实际上,刘静说,雷锋不比火车座位的椅背高出多少。他们心照不宣地把雷锋的形象变高了,雷锋纪念馆里的塑像有5米高。以至于很少有游客知道,雷锋只有1.54米。他申请入伍时,曾因此落选,学开车时,被笑话过够不到方向盘。

  杨擎宇毫不吝啬地送出他做的雷锋雕塑,碰见学雷锋的人就送,有时候一家饭店做菜质量好、价格公道,他也送一尊。每次运送雷锋雕塑时,他都会裹上一块红布,代表一种敬畏。在抚顺,最特殊的那个雕像放在雷锋学校校园里,这是20世纪70年代用市民捐的铜锁、铜钥匙炼成的。黄色的铜像逐渐变青变紫,还生出了白色斑点,去年杨擎宇受托进行打磨修复,将它恢复如新。

  张立涛是辽宁抚顺市的一名邮政投递员,他每天送信的第一站是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雷锋班”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来信,最多的一天收到了528封信,最长的信写了128页。除此之外,还收到过鸡毛信、盲文信、蒙文信。

  雷锋社区紧挨着过去雷锋所在营地。社区的老人总是比画着,告诉来访者那个导致雷锋牺牲的杆子曾立在哪条小路旁。“他上咱家借过铁锹、面板。”一位老人说,那时自己只有五六岁。

  在雷锋社区,代办员接下了雷锋的大旗。他们无偿为居民磨刀、理发、维修。社区里贴着刘全国的事迹展板,这位代办员从2013年开始为居民服务,止于2020年12月26日,他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他为居民代办各种证件,代交各种费用,上门维修、疏通下水……这个拥有4567名居民的社区里,志愿者人数达到1017人,代办员一人一楼一门洞,24小时处理各种日常事务,一个电话随叫随到。

  在抚顺市雷锋学校,全体学生都加入了“少年雷锋团”,学校里一则著名的学雷锋故事是:一名成绩优异、不善言辞的初中女生主动为班级倒垃圾,倒了3年。

  在望花区的工商银行雷锋支行,每天早上开工前,员工们会聚在大堂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支行接下很多别的银行不愿意做的活儿。比如,接收那些抱着一堆硬币纸币来存钱的老人,为他们清点被塑料袋包裹的发霉纸币,一张张铺平,贴好;接收那些寺庙许愿池里难以清洗的大量硬币。有老人带来的纸币,一人都抱不动,要三四个工作人员工作9小时,才能处理完。

  2010年,银行和雷锋旅发起了雷锋存折续写活动,以雷锋名义开了个账户,让战士们存钱,续写。如今账户里已有130万元。1990年成立的雷锋基金会,已经接收全国超过26个省(区、市)的捐款。抚顺一位老太太比雷锋小10岁,听过雷锋演讲,每年都会来基金会,捐个百八十元。

  刘静就读的本溪路小学和过去雷锋所在部队驻地就隔一条马路,雷锋曾任他们班的课外辅导员。那时候雷锋去外地出车回来,就会来看看他们,参加他们的中队会,给他们讲故事。当时娱乐活动贫瘠,她记得一次雷锋带他们去劳动公园野营,玩“抓特务”的游戏,雷锋买了两包铅笔和橡皮,作为奖励。1962年元旦,刘静和同学去雷锋所在班联欢。雷锋唱了他的湖南家乡小调。联欢会后,天色较晚了,雷锋从驻地把十几个学生挨个送到家。1962年8月15日,刘静和同学听到消息说“咱们雷锋叔叔牺牲了”,他们赶快往雷锋所在部队驻地跑。往常战士们看他们来了,会逗他们两句,但那次谁也不吱声。刘静看到有房间用窗帘挡上了,不让往里瞅,想到应该是出事了,一下子傻眼了,同学们全哭了。

  刘静小学时就喜欢画画,一次课上画了自己的老师,被同学们贴到黑板上起哄,雷锋帮她解了围,把黑板上的画取下还给她,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后来雷锋还送了她画片,鼓励她画画。

  刘静退休后画了各种各样的雷锋,“我是一个时间的过客,我走了,雷锋的音容笑貌留下来。”小学时她曾和雷锋拍过一个合影,照片里她给雷锋系红领巾。有一次在山东,她给一座雷锋雕像戴红领巾,一瞬间有些恍惚,“怎么变得冰冰凉的,就在这儿了呢?”“那时候是辅导员和少先队员,现在是老年的我和塑像的雷锋,我一寻思眼泪就止不住了。”

  如今,“雷锋班”战士也接过做辅导员的传统,累计担任全国287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指导建立了300多个“雷锋小组”“雷锋中队”。

  张仲国是辽宁省雷锋研究会的会长,生活在抚顺。他专职研究雷锋20多年,“全身心就干这一件事”。他收藏了近千本雷锋相关的图书,有时候甚至会梦见雷锋,梦里他会问他最好奇的那些问题:你为什么想见毛主席?当年你就17岁,怎么写出这么好的日记?你为什么这么爱笑?“我们常说离开雷锋的日子,我们从没有离开过雷锋,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他兴奋地寻找着自己和雷锋的相似点:“我身高1.64米,他身高1.54米,雷锋1962年8月15日牺牲,我1962年9月15日出生,雷锋牺牲的时候是从铁岭回来的,我是从铁岭出生。”他甚至想,雷锋岁数大了,兴许和他现在长得差不多。

抚顺雷锋纪念馆园区,行人从雷锋雕像旁走过。郭玉洁/摄


  “如果把雷锋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

  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81岁了,他仍然总坐在家里离雷锋塑像最近的那把椅子上。逢年过节,会给雷锋摆上一副碗筷。他们曾是工友,一同当兵后,睡上下铺,开一辆车。雷锋教他读书、写字,像个“大哥哥一样”,从没对他大声说过话。他讲起雷锋撺掇他当兵的故事,“他说咱应该去当兵,保家卫国,我说好,咱们一块儿去”。乔安山没和家里人合计一下就报名了。当时,军人的津贴要比他们做工人的少得多。刚参军时,雷锋一项军事训练始终达不到标准,晚上大家睡觉了,雷锋跑到操场练,胳膊都练肿了。乔安山记得,雷锋嘴里说,“我当兵真要打仗,我连这个都达不到标准怎么打仗”。

  过去,乔安山不识字,雷锋帮他读写家信,时间长了,有时乔安山家里人来信,雷锋看到就直接回信了,“家里来信了,叫你好好干”。雷锋教他学文化,“我没有笔,就给我笔,没有本,就给我本”。现在,乔安山虽然还不太能写,但报刊图书都能看下来。

  刘静读小学时曾被雷锋寄语,“你喜欢画画,以后多画画祖国大好河山、英雄人物”。现在,73岁的她在画室里贴着自己画的山水、清明上河图、各式各样的雷锋。杨擎宇把自己做的雷锋雕塑送往全国各地,他看到湖南雷锋曾就读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也摆着一尊他做的雷锋雕像,“我就想雷锋从抚顺回家了,好像雷锋没有走完的路,我帮他走了”。

  爱雷锋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和他对话。杨擎宇的工作室塞满了雷锋像,他坐在一个低矮凳子上工作。打一个版,他要经历5步,持续半年到1年。他回忆第一年刚做雷锋像时,总做得不像,气质不对。后来他找各种见过雷锋的人问,直到最后得到他们认可。“一块陌生的煤,你不雕刻出雷锋的话,你跟它对不了话,它就是一块煤。”小有名气后,杨擎宇白天很忙,但不管多忙,晚上,他都会坐在工作凳上做雷锋像。做雷锋像变成了他的一种仪式,“好像自己被净化了,没有罪恶感”。

  有一回放学,刘静和几个同学去雷锋所在班玩,正好他们在吃饺子。刘静看到他们端了个大洗衣盆似的盆,总共就放了20来个饺子,几个战士不争不抢。刘静和同学不好意思进去,躲在门后面,看他们吃完了才站出来。刘静后来问雷锋,“你们吃饭不分吗?”雷锋说,“我们的同志啊,都很自觉。”

  张仲国记得,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上一度觉得雷锋过时,说“雷锋出国了办绿卡了”“现在就要挣钱,雷锋是个穷光蛋,他钱都给别人了,那不是个傻瓜吗?”张仲国有时候在楼梯遇到邻居,问他干吗去,他说去讲雷锋,邻居说,“雷锋不是3月的事吗?怎么10月还有?”张仲国对彭宇案也记忆犹新,“老人摔倒了,还要不要扶?公交车上让不让座?”那段时间,他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如果把雷锋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爱是全人类通用的语言,爱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张仲国把雷锋精神,归结为最原始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永不过时的。

  曾有一位雷锋研究者说,自己只研究雷锋,不学雷锋,张仲国从此把他当作敌人。他希望自己身体力行,由表及里地爱雷锋,他每年平均捐款2000元以上。杨擎宇把孩子送去雷锋社区做了一年义工,他经常献血,希望自己死后可以捐献遗体给需要的人。他曾想去和“诋毁”雷锋的人理论,到了对方家里,发现条件很差、破败不堪,愤怒变成了同情,又打算帮助、感化对方。

雷锋亲密战友乔安山和妻子。郭玉洁/摄


  “我不能讲了拉倒,只要我能,我一定要讲”

  去年冬天之后,乔安山很难走路了,他用一个架子支撑着双臂,可以勉强从卧室走到客厅。就在2021年,他还去苏州、盐城、九江讲雷锋故事。五六年前,乔安山的听力开始下降,现在左耳听不太清,需要来访者在他的右边大声说话。他患有脑梗,说话时间长了会流口水,但他依然会几乎没有停顿地讲出一连串雷锋的故事,直到家人喊停,让他休息。“人家问我累不累?我说我一看到孩子就不累,我这一生做雷锋的宣传员,像他那样做人。我不能讲了拉倒,只要我能,我一定要讲。”去年他在自己小区建了个学雷锋活动室,叫孩子们在这看看书,大人打打乒乓球。

  关于雷锋,乔安山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次两人出车途中看到有几个老百姓在推车,雷锋让他把车停下,跑下车帮忙去了。乔安山感叹,“其实我当时也看到了,但是我没有做。”雷锋当时说:“老百姓有困难就帮助他,慢慢就习惯了,一定要记住,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对乔安山影响很大,他也用这种标准要求自己。“雷锋牺牲对我来说打击最大,所以我要像雷锋那样。”20世纪90年代,乔安山曾在路上把一位被撞倒的老人送到医院,没被感激,却被敲诈医药费。幸而后来找到了肇事者,他才免于赔偿。2005年,64岁的乔安山还从汹涌的洪水中救起两名学生。

  雷锋的痕迹和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在抚顺顽强地存在着。这里老人多,网约车发展缓慢,打车需要去马路上招手。有人抱怨在抚顺赚不到钱,嫌弃家乡人脑子不活络,菜市场卖鱼的,只买一条都不卖给你,“南方哪会这样”。确实很多人选择去南方赚钱了。这毕竟不是60年前的抚顺了,那些见过雷锋、了解雷锋的人,越来越少了,但雷锋的印迹又无处不在,抚顺市学雷锋小组4万多个,有300余支青年志愿者队伍,1.6万人参与其中。

  雷锋纪念馆一位80后工作人员记得,小学时他们就组建雷锋小组,每周三下午要一起出去做好事。团抚顺市委组织开展文明出行活动,有志愿者还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学雷锋服务行人。

  在抚顺,荣誉总是以“雷锋”命名的,“百姓雷锋”是市民中的最高荣誉。从2006年启动首届“百姓雷锋”评选活动,至今连续17届,共评选出175名“百姓雷锋”个人、55支团队。孙哲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是第九届“百姓雷锋”荣誉获得者,他参与过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工作。在团抚顺市委引导下,他成为抚顺市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组织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服务。孙哲多年前曾成功开解过一个轻生的学生,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朋友。成为“百姓雷锋”后,他的照片被挂在菜市场旁边。他好奇是什么支撑郭明义这样的“当代雷锋”成为雷锋?他做调研发现,信仰金钱跟心理健康是成反比的,“你越崇拜金钱,你越容易抑郁焦虑”,而如果一个人有真诚的社会信仰,幸福感会相应增强。

  尹禹骁是一名警察,2015年后,经过团抚顺市委协调,她帮扶近10名在押人员子女。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因贩毒进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5岁,两个孩子都依靠1个老人生活。尹禹骁看到他们的家,“家徒四壁”,墙皮掉了,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桌。她每两三个月去看一次孩子,孩子说,“将来我也当警察”。

  住在雷锋社区的老人王文秀已经不想再讲关于雷锋的事了,因为讲起那段来总哭。王文秀是在探亲的火车上得知雷锋牺牲的消息的,她在火车上哭了起来,心想,不是战争年代,怎么会牺牲呢?

  王文秀第一次遇见雷锋,是在雷锋所在部队驻地旁的工地上,雷锋当时肚子疼上医院,路过王文秀所在的施工现场。雷锋看他们干得热火朝天,大喇叭“呜呜”喊,他就没去医院,推了一个独轮车,一起来劳动了。王文秀当时是广播员,她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战士来帮忙,去问雷锋叫什么名字,问了3次他都没说,她说:“你名字还保密?我名字告诉你,我叫王文秀。”那天,他们在一起又推砖又推水泥,“整了一身汗”,干完活坐着休息时,雷锋倒掉鞋里的沙子,露出补了又补的袜子。王文秀惊讶,“你的袜子咋这么破?你的钱都干啥呢?你不发津贴吗?”雷锋也不说话,只是一直笑。

  后来,王文秀才问出他的名字,“雷锋”。那是1961年,王文秀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名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崔丽,从玉华,李峥苨,张蕾,周呈宣,陈剑,程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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