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2亿灵活就业者没有后顾之忧

    2022年1月20日，北京前门地区的胡同里，外卖员冒雪给客人送餐。据介绍，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灵活就业新形式在社会中越来越流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福利偏低、生存压力较大等问题开始凸显，他们的境况也受到社会关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中国人一年要收发多少份快递？答案是一个12位数。

    2021年12月，根据国家邮政局的监测数据，中国快递年度第1000亿个包裹诞生，我们进入了快递“千亿件时代”。

    这一年，网约车完成订单量83.2亿单，5.4亿人次点外卖。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约2亿灵活就业者支撑着前述行业。此外，网络表演（直播）行业的注册账号数以亿计，各类内容平台上还活跃着难以计数的网络写手和自由撰稿人。

    灵活就业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权益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大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奋斗。一直关注这个群体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看到，近两年，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关于灵活用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三无”与“三难”

    在皮剑龙调研的样本中，仅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了劳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皮剑龙指出，当前，平台企业以及各类采用灵活用工的“巨头”具有一定垄断性。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三难”，即很难与平台企业或者外包公司进行平等协商，很难与它们平等对抗，很难去争取合法权利。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

    这种方式让这些劳动者常常处于缺失社保的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外包公司会通过异地缴纳社保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或通过低价“折现”的方式引导从业者放弃社保。事实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到手的钱多一点就行”。

    “在同一个地方做了2年，我好像还是一个临时工。”在调研时，柴闪闪听一名快递小哥说，他所属的劳务派遣公司未在上海给他缴纳社保，导致他无法办理暂住证，只能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普通的劳务派遣人员也很难享受到工作地的保障性住房、就医、教育等福利，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法律没法给他们撑腰。”皮剑龙说。

    “快跑”“快送”“快接”……这是消费者对灵活用工者的期待。与此同时，为了得到算法系统给予的奖励，少受处罚，这些“骑手”“小哥”也必须在单位时间内争取完成更多的订单。

    对速度的追求常常使他们面临交通事故风险，甚至自身也成为交通安全的隐患。闯红灯、逆行、超速……一旦事故发生，他们很可能陷入维权困境。

    “只有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才发现维权有多难。”柴闪闪发现，在这个领域，“一包了之”“层层分包”或者“层层转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导致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被层层“扒皮”，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也“不知道该找谁负责”。

    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未来

    柴闪闪更关注另一个问题——灵活就业者的前路在何方。

    进城，选择一个平台或者一家外包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是当下不少农村青年的职业选择，对于处于就业迷茫期的他们来说，这些灵活用工的行业门槛不高，收入尚可，进出自由。

    柴闪闪看到，在这个群体中，不少人都长期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常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节假日还要加班，却拿不到加班补偿。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应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强度进行核定。参照一些重体力劳动者拥有的经济补贴和调休假期，外卖送餐员也“应该有这个行业的一般标准”。

    更重要的是，一些企业没有针对他们制订培养计划，他们疲于奔命，也没有时间进行自我提升。

    “他们被层层外包以后，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或者责任主体会培养他们。”柴闪闪表示，特别是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会错过学习的黄金时期。

    柴闪闪的另一个发现是，“外包用工带来的高质量就业通道缩小”。当前，为降低用工成本，不少用人单位逐步开始缩小或关闭传统招工的通道，更多地采用灵活用工方式，这导致参照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守法企业用工成本相对上升，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逐步开始或考虑将部分业务外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需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的身份

    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首先要能依法认定他们的身份。皮剑龙建议，尽快修改我国劳动法，补齐劳动立法短板，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他还表示，劳动法要赋予新业态劳动者在平等就业、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基本劳动权利。

    “这部分人基本上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但享受不到这个城市的福利待遇，长期下去，怎么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呢？”柴闪闪也建议，加大属地工会及行业工会的建立和覆盖力度，及时吸收游离在企业工会之外的外包工、派遣工及灵活就业类劳动者入会，明确共同用工主体的工会经费支出责任。以行业员工代表的形式就劳动者休息休假、职业培训、报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内容开展协商；订立集体合同，采取集体协商的方式，督促和引导业务发包方和承包方自觉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真正让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在实际工作地能享受到工人应有的待遇，如被异地社保排除在外的城市福利、法定假日工作的应有收入等。

    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维权难，柴闪闪还建议，提高经营外包业务类公司的行业市场准入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分类从严完善外包类人力资源公司的企业行政许可；同时明确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三分关系下”各方的职责，建议明确采用外包类灵活用工发包方的不完全劳动关系责任，对于外包及多层转包带来的纠纷责任方无法有效履偿时，由源头发包方兜底后再对过错方追偿。他还建议，行业监管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主动加大劳动保障监察面及执法力度，把维护责任区内劳动者权益做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今年两会，柴闪闪在他的《关于对进一步规范外包类灵活用工模式提升就业质量的建议》中呼吁，“健全劳务外包法规，畅通这一群体的维权解纷渠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