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旭委员：大学生“延迟就业”持续升温 就业率统计有待改进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杨芳）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很多毕业生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宁愿待业，“慢就业”甚至“不就业”。他说，“延迟就业”持续升温，当前的就业率统计有待改进。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大学生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历史新高。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加重了就业市场用人需求的不确定性。再加之海外留学生回流加速，校园招聘活动开展难度加大，诸多因素导致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乔旭分析称，在本科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考研、考公成了毕业生热门的选择。

据统计，2022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首破200万；2022考研报名人数达到457万，较上一年上涨80万，达历年最高。二次考研、考公的人数也逐年增多，一些高校未就业毕业生中参加二次考研的比例过半，延迟就业风潮不断加剧。从高校实践效果来看，以现有就业率统计方法倒逼毕业生“形式上”就业，难以改变现状而取得理想的效果。

乔旭认为，当前，拥有“应届”身份在求职、考试、落户，尤其在公务员招录等方面具有优势，毕业生对一次就业慎之又慎，往往待价而沽。但各主管部门对“应届”的界定存在矛盾，教育部门认定应届生为“即将毕业但还没拿到毕业证、处于实习或待业状态的毕业生”，很多毕业生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宁愿待业，“慢就业”甚至“不就业”。人社部门的标准相对宽泛，认为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为2年，部分地区3年）即可，但又附加了“未缴纳保险”的条件。

乔旭表示，实际上，应届与否只与毕业时限有关，缴纳保险与否并不能改变毕业生“社会新鲜人”的实际。相互矛盾的“应届”标准，往往给毕业生就业选择和用人单位招聘带来了混乱。

乔旭还认为，“就业难”和“人才荒”并举，供需严重不匹配。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制造业一线等人才需求旺盛，这是当前“稳就业”的重要支撑。但中小企业在稳定性、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知名度等方面处于劣势，面临着招聘难、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采用非雇佣形式的新就业形态，难以纳入就业统计指标中，也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回避项。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性社会工程，在顶层设计之后，要做好政策配套与衔接，还需要社会多元参与、共同发力。”乔旭建议调整统计口径，把二次考研、二次考公、提供报考材料者都纳入“灵活就业”范畴，“灵活就业”则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就业统计指标中。

乔旭还建议淡化“应届”身份。教育主管部门、人社部门和用人单位淡化对“应届毕业生”的要求，不将“毕业生报送过就业相关信息、购买过社会保险等情况”作为限制公招、公考的报考条件。

此外，他还鼓励“梯度就业”。引导大学生革新就业观，改变“一步到位”的就业理念，在意向岗位缺少的情况下，先选择扎根基层，从小做起，积累经验，提升能力，为后期发展打牢基础。

乔旭还建议参照国家选调生、大学生村官计划方案，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大学生工程师计划”项目，选拔优秀应届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工作。一是实行人才派遣制。地方政府根据中小企业需求确定“大学生工程师”名额，经高校推荐后，政府集中选拔或由企业直接招聘报政府批准，确定人选并派遣至中小企业工作。二是提供配套与激励。地方政府提供住房、津贴、培训等保障；企业给予“大学生工程师”一定比例的知识产权股权激励。三是建立人才流动制。允许“大学生工程师”利用创新成果另行创业，企业与个人协商确定分配机制；报考公务员的，参照大学生村官政策优先录用。

面向后疫情时代的新就业形态，乔旭建议修订就业促进法、失业保险条例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规，建立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劳动合同制度及社保缴纳规定，建立健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