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骑友间隔空冲突引发的侮辱罪判罚

在一封投诉信中，张小丸写道：“饭桌上，杨蓓谦逊有礼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和马师傅对答如流，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2023年2月12日，她主动添加了杨蓓的微信，但很快又把对方删除了。

两人是自行车骑友，平时生活没有交集。在得知自己微信被删除后，杨蓓发了一条朋友圈回应：“主动加人还主动删人的人是什么垃圾哦”。双方由此在互联网上发生“冲突”。

事情愈演愈烈。在经历投诉、起诉后，张小丸于当年6月18日跳湖身亡。

2024年11月18日，厦门市中院二审判定杨蓓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张小丸生前曾患有重度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身故前，她曾跟关系要好的骑友透露自己工作压力大、杨蓓还在网上“阴阳”她，而民事诉讼又没有进展等烦恼。

就在该案审理期间，2024年8月，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如此庞大的用户基数，网络世界已然是一个复杂社会。

而网络暴力也成为关注焦点。一场网络冲突演变成一死一刑的结果。在网络空间，如何定义“侮辱”和判定“情节严重”？侵害他人名誉权、违法乃至犯罪的边界又在哪里？

2023年6月，央视网发文称，现有法律法规缺乏对网络暴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规定，这让司法实践中对网络暴力的认定存在诸多技术上的困难。

在取保候审期间，杨蓓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她认可自己的行为有过错，但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甚至触犯到《刑法》。她希望这个案件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让更多人引以为戒。

“死亡”

2023年6月18日凌晨，张小丸在厦门筼筜湖投湖身亡，几个小时后，她的遗体被找到。

母亲黄桂花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女儿出事前一晚，她煮了孩子喜欢吃的鸭胗，但女儿吃得不多。吃完晚饭，她问女儿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对方拒绝了。晚上十点半，黄桂花看到女儿从房间走出来，问对方要干什么，女儿回复要上厕所，“她那时可能想出去，在观察我们睡了没有”，黄桂花事后猜测。

当晚十一点多，黄桂花洗完澡出来，看见女儿穿着睡衣依旧在客厅徘徊，便问对方第二天早上想吃什么。女儿回复她说“地瓜、鸡蛋和牛奶”。厦门的夏天来得早，当天最高气温有30°C。黄桂花洗好地瓜、鸡蛋，把它们放进小蒸笼里后，走进开着空调的卧室，便关上了门。

女儿出事后，黄桂花反复回忆这个场景，后悔没有及早发现女儿的异常。

这一切太过突然，又似乎早有预兆。黄桂花记得，出事前一天，女儿说身体不舒服，没有去上班，请假在家里躺了一整天。“她胃口不好，吃得也很少，还突然说（6月18日）不去福州考高级会计师证了。”她为了考试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

黄桂花说，她没有问女儿为什么不去考了，觉得继续问下去是为难她。

据一审判决书显示，2023年6月16日，张小丸给某骑友发微信说，“我非常不好，昨晚到今天突然和过山车一样跌落。她（杨蓓）还在搞我，然后我这边也不顺利，成功让我emo（指沮丧、忧郁、伤感等情绪）了。”

当时，黄桂花和丈夫知道女儿和骑友杨蓓有矛盾，但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黄桂花后来才知道，2023年6月16日，女儿去法院提出对杨蓓民事诉讼的诉前调解被对方拒绝了。

筼筜湖周边一栋大楼楼顶摄像头拍摄的监控视频显示，2023年6月18日凌晨4点左右，筼筜湖有一人影下水，从岸边走向湖中心，又从湖中心走回岸边……这样来来回回四十多分钟后，人影最终沉入湖底。

筼筜湖约1.6平方公里，位于厦门的城市中央。据《海峡导报》此前报道：一位筼筜湖清漂工介绍，湖最深的地方有5米多，多处水域看似水位不深，但水底淤泥松软，一旦踩入就像陷入沼泽，越陷越深。

在黄桂花印象里，女儿下班后经常在湖边骑车、跑步。因监控离得太远，视频里看不清人的面目表情和身形。“她会游泳，这需要多大的勇气！”65岁的黄桂花心痛如绞。

女儿出事的第二天正好是周末，早上，69岁的张建国跟往常一样去外面做兼职了。黄桂花已经退休，她给丈夫做完早餐后，又给女儿煮好了鸡蛋、红薯。早上八点多，正在上班的张建国突然接到民警电话，让他迅速赶到筼筜湖，说他的女儿溺水身亡。

张建国不相信，挂断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妻子，让对方看看女儿在不在房间。

周末不去骑行时，张小丸一般会睡懒觉。黄桂花还以为前几天没睡好的女儿在房间补觉，所以一直没有推门叫醒她。接到丈夫电话那一刻，她慌了，立即推开女儿房门，看见窗帘拉上了，床上被子凌乱，手机和钥匙摆在床头柜，但女儿不在房间……

 隔空“冲突”

事发三天后，民警在张小丸房间床头边的垃圾篓里找到了一张被揉成团的资料纸片，张小丸在上面凌乱地写着：“我被**单位的杨蓓害死，（对方）一直在网络上辱骂我，阴阳怪气。我以为我很坚强，可以战胜一切的，活得太累了，骑车原本就为了放松，结果没想到……花花（母亲）、牛牛（父亲），对不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关于张杨两人最初的结识与交往，张小丸曾在寄给厦门市纪委监委的投诉信中写道：“我骑行三年多，和杨蓓并不熟，微信从来都没有聊天记录，（此前）只在骑行活动见过她几次。2023年2月11日晚，意大利教练和几个一起学骑车的骑友聚餐，遇到了杨蓓（她当时被人喊去做翻译），饭桌上杨蓓谦逊有礼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马师傅对答如流，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2月12日，我主动加了她微信，这可能是我人生犯过最大的错误。”

此后，张小丸又请意大利教练和队友吃饭，32岁的杨蓓也在其中。

去年3月21日，张小丸为准备考高级会计师证，清理朋友圈，删除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杨蓓，同时配文发了一条朋友圈。很快，杨蓓得知自己被删后，于第二天早上发朋友圈“主动加人还主动删人的人是什么垃圾哦”予以回应。

2014年11月初，杨蓓对记者说，她当时看到张小丸清理朋友圈的配文截图，类似“净化朋友圈，少一些乌烟瘴气”之类。“该配文后来被对方删除了”。杨蓓说，她当时很生气，于是做出这样的回应。此时，两人没有彼此的微信，看不到对方的朋友圈，通过骑友在中间传话。

杨蓓记得，她发完这条朋友圈后，张小丸回应了一条长信息，发在其微信朋友圈，大概意思是“一些人得到她的帮助，但不懂得感恩”之类，指此前请她吃饭。

2023年4月下旬，杨蓓在骑友群看到张小丸的摔车视频，随即把它转发到自己的视频号和抖音，并配文：“复习一下这个视频，不为别的，主要是想引以为戒，时刻提醒自己，嘴硬容易见阿明”(在当地俗语中，“阿明”意为殡仪馆的司机来运送遗体)。

两人的“隔空”冲突随即升级。

同年5月4日，张小丸写了6000字的投诉信，让父亲寄往厦门市纪委监委。因为杨蓓当时是厦门市某政府部门试用期的一名公务员。

这封投诉信上，张小丸统计了上述杨蓓转发她的视频，截至2023年4月27日晚，抖音号有183个点赞，181条评论，1次收藏，47次转发；视频号有188个点赞，153条评论，303次收藏，210次转发。同时还贴上了数张杨蓓和“小虫子”、“小卷毛”等人在评论下面讨论骑车技术，并偶用调侃语气的截图。

对此，杨蓓对记者称，她转发张小丸的视频，配文用调侃的语气，且该视频是从后背拍的，比较模糊，她认为看不出里面的人是张小丸，而评论里也几乎都是技术性的探讨。

杨蓓说，她本来打算删除视频，某天突然看到张小丸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练拳的视频，配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服输的她转而放弃删除。

由于张小丸提出的信访事项不在纪委监委的职权范围内，投诉信此后转到了杨蓓的工作单位。

同年5月22日，张小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状，要求杨蓓删除侮辱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和律师费。

杨蓓至今记得，去年六月初，单位领导突然跟她说有人到纪委投诉她，让她在网络上谨言慎行。得知自己被投诉后，她很震惊，甚至愤恨，“她为什么不直接找我沟通？……她很清楚，但凡你写信去投诉，不管这个事情是大是小，是真是假，一定会对被投诉者产生影响。”

2023年6月6日，杨蓓为了报复对方，将约有一千粉丝的抖音号用户名修改为“wanzi-niubi”，昵称改为“菜丸子宇宙第一名”，并使用张小丸的照片作为抖音账号头像，配文“爱你孤单走矮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菜却那么拼。”

紧接着，她再一次转发了张小丸的视频和图片，并配文“丸子天下第一，今天又是肉肉且菜菜的一天”等。

据杨蓓向司法机关的陈述，她当时认为两人是在隔空“吵架”，因自己没有对方微信等联系方式，她于是发在社交平台，想通过骑行圈的人让对方知道。但她又不希望不认识的人围观，所以将抖音号修改成仅关注她的人可见。

关于张小丸那封6000字的投诉信，杨蓓称那时还没看到内容，她不知道对方已经“晚上睡不好，白天影响生活、工作……不敢正常发朋友圈、抖音，不敢主动加别人微信了，如履薄冰，风声鹤唳……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

2023年6月16日，杨蓓接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的电话，得知张小丸到法院起诉自己，并提出诉前调解，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和律师费4万元时，她拒绝了。

对此，杨蓓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她当时拒绝诉前调解，是希望走司法程序，也想弄清楚法院究竟会如何判定自己在双方冲突中的行为。

作为一种回应，接到法院电话的第二天，杨蓓再次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张小丸骑车摔倒的视频，并配文“菜丸子牛逼，个子小小，骑车叼叼”。

当天晚上，张小丸换上一身黑衣，走向筼筜湖，最终沉入湖底。

“最后一根稻草”

1989年7月，张小丸出生在福建漳州市。黄桂花说，因两边父母年纪大，女儿从小由她自己带大。此时，她是漳州市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丈夫则在某职业学校工作。

黄桂花印象中，女儿上幼儿园起，就一个人走去学校。最初，她偷偷跟在女儿后面，看她有没有记住去学校的路线。这样几次后，机灵懂事的张小丸很快便能自己回家，钥匙挂在脖子上。

高中毕业后，张小丸考入河北地质大学的会计专业。黄桂花说，女儿高考没有考好，但进入大学后，她入了党，还获得过国家奖学金。

2012年夏天，张小丸大学毕业后，回福建厦门找工作，并于2018年进入厦门市某事业单位。张建国夫妇退休后，也从老家漳州搬来厦门，夫妻俩随后以女儿的名义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平静的生活之下，张小丸深受抑郁症折磨。

一审判决书显示，张小丸的相关病史最早记录于2009年，读大二时，她在宿舍自杀，所幸及时送医，在河北医科大学附院心理科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但一直到事发前，因害怕影响工作和生活，除了父母外，张小丸的朋友、同学、骑友、同事等鲜少有人知道她曾患重度抑郁症。

大学毕业后，张小丸跟高中同学康梅曾在厦门一起合租了三年。在康梅印象中，张小丸性格外向，敢想敢做，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人，平时喜欢运动。而在某骑友眼中，张小丸有一点不自信，好胜心强，平时挺有礼貌，看不出她患有抑郁症。

2016年底，回漳州的康梅有一次联系不上张小丸，打电话给黄桂花，才从她口中得知张小丸患病住院了。

那次之后，张小丸偶尔会主动跟康梅提起自己去复诊了，最近在吃什么药，并询问对方一些药的副作用等。康梅在医院上班，但对上述病情并不了解，也不敢多问张小丸。

一审判决书显示：2018年5月19日至20日，张小丸自行到福州，欲到酒店上吊，去西湖跳湖自杀，因感酒店人多自杀未遂。同年5月25日，张小丸在家欲用绳子上吊，被父亲及时发现制止。2018年5月27日，她在家人陪同下到厦门市仙岳医院就诊，门诊以复发性抑郁障碍收入院，一直住到2018年7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目前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重度发作。2019年1月7日至1月31日，张小丸被厦门市仙岳医院以心境障碍收入院，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从2018年到2023年，张小丸曾多次在厦门市仙岳医院就诊、开药，诊断结果包括特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心境障碍、复发性抑郁障碍、心境（情感）障碍等，2021年4月28日后，诊断结果均为心境（情感）障碍。

提起女儿的抑郁症病情，黄桂花说，2019年出院后，女儿又吃了三年的抗抑郁药物，她帮女儿去医院拿过九次药，2022年下半年是她最后一次去医院帮女儿拿药，而女儿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是2023年初。

张小丸出事后，夫妻俩的天塌了。黄桂花回忆，女儿出殡的当天，她数次晕倒在地，而丈夫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2024年10月底，我们第一次见到夫妻俩时，65岁的黄桂花两鬓斑白，69岁的张建国称“患有震颤”，双手一直在颤抖。夫妻俩住在厦门岛女儿名下的那套房子里。

房子约有七八十平方米，总价三百来万，每个月房贷九千多元，此前一直是女儿在还，张小丸生前住的房间大约十来平方米，此前的凉席已更换成格子床单，但依旧是从前的布局：床旁的架子上摆着张小丸曾看过的书《人生海海》等，以及几张足球明星的照片。

黄桂花说，女儿喜欢足球，喜欢听周杰伦的歌，但最喜欢的还是骑行，生前买了两辆自行车，花费近二十万元，都是她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

她翻出女儿骑行获奖的各类奖杯和奖牌。黄桂花说，女儿一有空就到处去骑行，去过省内外各地参加比赛，最后一次参赛是5月28日去福建南靖站。

张小丸过世后，房贷成为老两口沉重的负担。黄桂花说，案子结束后，他们准备把房子卖了，回漳州生活。

澎湃新闻获取的一份材料显示，一位跟张小丸要好且有心理学硕士文凭的骑友曾向公安机关透露张小丸生命最后经历的种种：一是四五月份，张小丸花几万元买了私教健身课，上课效果没有达到她的预期；二是张小丸和杨蓓的“矛盾”，对方有言语攻击她；三是领导找张小丸谈话，说要给她加工作量；四是她抑郁症复发；但在这位朋友看来，压倒张小丸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民事诉讼律师跟她说诉讼进展不下去，还不能退律师费，她觉得最后希望破灭了。

杨蓓涉嫌侮辱罪的二审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写道，将“骆驼”的死归因于最后一根稻草，对“稻草”不公平，对“骆驼”也不公平。

侮辱罪

据厦门市多位自行车骑友介绍，张小丸和杨蓓都是圈内骑得比较好的女骑友。

一开始，圈内人以为两人只是“拌拌嘴，小打小闹”，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多位骑友对记者回忆，4、5月份，张小丸数次到外地骑车，状态看起来不错，谈及跟杨蓓的矛盾，称自己有办法处理好。

张小丸自杀后，很多骑友感到震惊，接着他们发现杨蓓几乎退出了所有的骑友群。

厦门某位骑友称，杨蓓平时比较喜欢在群里怼人，多数是怼男生，比如说对方“只喜欢看美女，看到美女走不动，骑不了车了”之类。不过，据一审判决书显示，某骑友自称认识张小丸十年，后来通过骑车才认识杨蓓，她觉得杨蓓虽然嘴不饶人，但和她熟一点的人，都不会觉得她说的话很过分。

2023年8月21日，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认定张小丸被侮辱一案为刑事自诉，根据相关规定，决定终止调查。

张建国夫妇对此不满，随即开始信访。

2023年10月初，案子重新立案调查，启动刑事公诉程序。同年11月6日，案子移送至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当年11月20日，思明区检察院以杨蓓涉嫌侮辱罪提起公诉。随后，思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与此同时，杨蓓被取保候审。

2024年4月25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杨蓓犯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杨蓓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侮辱，意为以言行侮弄羞辱他人，使对方人格（或称名誉）受到损害。

记者查询到，在民事、行政和刑事领域，都有“侮辱”的相关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第 10 条规定，应当准确把握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针对他人言论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论有所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都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

今年10月底，杨蓓对记者称，她转发的都是对方公开发布在社交平台的图片、视频，并没有公开张小丸的个人信息，在她看来，自己的配图评论也没有达到恶意谩骂、恶意诋毁的地步。“我们平时说话，大家互喷比这严重多了。”

2013年9月起实施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据杨蓓侮辱罪案一审判决显示，杨蓓转发张小丸的视频，最高的阅读量为21770，评论数是141，点赞数是188，分享数是9，收藏量是1。

杨蓓不服判决的同时，张建国夫妇对一审判决也不满意，他们觉得《刑法》规定侮辱罪最高判三年，量刑太低。

关于如何治理网暴，舆论场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2022年《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治理网络暴力需要精准系统的法律》一文中指出：无法准确定义网络暴力，会导致无法及时发觉、甄别网络暴力的显现和走向。对于网民来说，有时自以为正在“探索真相”、“追寻正义”，实则早已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

但另一些学者担心，如果言语批评入刑，将有可能会损害某些正当权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及反思——以侮辱罪的拆分为切入》一文中分析，如果观点性评价构成侮辱罪，那么按照滑坡理论，很有可能正常的批评、 合理的建议、戏剧性的讽刺、冒犯性的艺术都有成立侮辱罪的可能。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燚对记者称，目前，我国《刑法》关于侮辱罪的定义，除了点击和转发的数据具有客观性，侮辱他人名誉的言论是一个主观的概念，确实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姜涛2023年5月发表的《网络暴力治理中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衔接》文中指出，网络暴力治理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会呈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诸多责任实现方式错综交织的复杂结构。……刑事责任的确立则需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进行扩大解释或类推适用。

上述文章还提到了几个网暴治理的概念——“刑行衔接的融合化”是立足于“先行政规制，后刑法规制”的谦抑理念，强调从制度层面对个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并增设禁止实施网络暴力的禁令。 而“归责主体的协同化”强调网络暴力中的肇事者、转发者与网络平台，均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今年11月1日，杨蓓涉嫌侮辱罪二审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庭审现场，控辩双方围绕张小丸的具体死因、杨蓓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侮辱行为，以及杨蓓的行为与张小丸的死亡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罪与罚

2023年6月19日，杨蓓从骑友那里得知张小丸自杀，很是震惊。当天晚上，她看到有人在微博上发布了她的个人信息，并称她网暴张小丸，导致对方自杀身亡。

杨蓓回忆，第二天凌晨，她被叫去派出所做笔录时，询问民警可否跟张小丸父母协调，安排双方见个面，民警回复她对方情绪激动，建议他们暂时不要见面。

此后，她又几次询问民警，表达希望跟张小丸父母见面沟通，了解对方诉求。

杨蓓的丈夫刘易说，有一次，他在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门口看到张小丸的父母，跑过去跟对方说，希望跟他们谈一谈。对方冷冷地回复他说“没什么好谈的”。

10月底，黄桂花对记者说：“此前，张小丸想跟她（杨蓓）庭前调解，她当时不肯，现在我们也不想跟他们调解。”夫妻俩觉得，杨蓓网暴女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如果事先知道张小丸患双相情感障碍，自己一定会尽量避免跟她产生冲突和矛盾，哪怕对方为了维权去民事诉讼，去纪委投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这场悲剧发生。”杨蓓说，她很后悔。

她称，事发后不久，张小丸父母曾去到她的单位、在她小区用喇叭高喊她的姓名、地址等具体信息，说她网暴其女儿致死，后来甚至威胁要他们家人偿命……

“我理解他们，对张小丸的死感到很遗憾、抱歉，但人死不能复生，最主要是，他们这样骚扰我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杨蓓说。

事发不久，杨蓓遭单位停职，待在家里不敢出门。11月初，他们搬离了原来的家，另外租了房子。

刘易告诉记者，张小丸的父母在网上发布妻子的姓名、单位、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说她网暴张小丸致其自杀，杨蓓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甚至出现抑郁症状。

今年春天，杨蓓怀上二胎，刘易很担心妻子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看到张小丸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布攻击妻子的视频，刘易多次去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下架这些视频。但每次下架后，对方又再次上传。

对此，张建国认为，他们在网上发布的内容属实，不存在网暴行为。

很长一段时间，杨蓓都在回想这一经历，她反思自己的言行，做事的方式，说话的尺度，也在思考互联网上表达的边界：怎样跟别人交流，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以及如何才是 “罚当其罪”。

“我希望尽量还原过程和原因，而不是轻易地把她（张小丸）定义为一个被“网暴”致死的人，这样对她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杨蓓说，她准备继续申诉。

而对张建国夫妇来说，继续替女儿“申冤”，是他们眼下最重要的事。二审判决后，黄桂花称，他们下一步将继续搜集证据，寻找跟杨蓓一起在视频下面评论和“嘲讽”女儿的人。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张小丸、杨蓓、张建国、黄桂花、康梅、刘易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