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追求好成绩的时候究竟在追求什么

　　每当大三升大四的阶段，“保研”（正式说法是“推荐免试研究生”）都受到大学生密切关注。近年来，“拼保研”出现低年级化趋势，不乏大学新生在入校之初，就对照所在学校制定的“保研”标准，有针对性地加以努力，以至于“宿舍全员保研”成为一类传播范式。然而，最近“××学校，这个宿舍全员不保研”这一句式的流行，让“全员保研”得到更多审视。

　　对此，一位大学生的观点代表了不少年轻人的内心想法：大学要追求“道并行而不相悖”，而不是单一维度的“优绩主义”；普通人身上也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点，一些默默做事的“平凡榜样”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出版的《优绩主义的兴起》最早使用了“优绩主义”的概念。近年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等人深入探讨了优绩主义。在国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等人的介绍，让“优绩主义”走向大众舆论场。

　　从“内卷”到“优绩主义”，这些学术话语成为年轻人的流行语，反映出一类普遍的社会心态。读懂青年的真实呼声，才能更好地支持他们成长、鼓励良性竞争，进而增强他们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

　　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中阐述了他对优绩主义的理解。他认为优绩主义给两类人群都带来困扰——让处于顶端的人感到焦虑和身心俱疲，同时产生“精英的傲慢”；而对那些被分类机器筛选掉的那些人来说，这又让他们产生令人沮丧甚至具有羞辱性的失败感。刘擎进一步解释说：“优绩主义”本来是一种相对正向的道德理想，但当优绩过度地支配了我们的社会想象和自我理解，让其他重要的社会和人生价值（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友爱）都被漠视了。

　　“优绩”当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中，主流价值都崇尚“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大学生点赞“全员不保研”，不是出于对学习的发泄，不是否认以保研为代表的成绩评价模式，更不主张消极“躺平”。正如桑德尔所言，克服“优绩至上”并不意味着优绩不应该在工作和社会角色的分配中发挥作用。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优绩”成为“主义”，即单一的量化评价替代更广泛多元的质化评价，非但难以创造预期的公平环境，甚至加剧了部分年轻人的不公平感。

　　具体到国内年轻人面临的困惑，优绩主义呈现出以下表现：

　　一是聚焦部分而忽视多样性。拿“保研”来说，一些重点大学有30%的学生获得推免机会已经算很高，很多普通高校并没有那么多的名额。就算是报名条件更开放的考研，也是选拔性考试，也会筛选掉一大批人。“保研”和考研成功固然能够证明成绩的优秀，与此同时，应当鼓励年轻人以不同方式探索自己的成功之道。如果仅仅出于直觉，认为某种单一的成功路径能够激励大多数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二是让竞争从手段异化为目的。竞争要实现公平，需要明确的衡量依据，有必要引入量化指标。但在有些时候，过于追逐竞争的结果，以至于把竞争当成目的本身，就可能让人的行为发生异化。为了取得理想竞争优势，就有人钻规则的漏洞，利用制度欠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对此，缝补制度缺漏固然能够解决一时的问题，但随着制度之网越织越密，竞争的灵活性也会一点点弱化，让“内卷化”的感受与日俱增。

　　三是产生不和谐的对立心态。在“优绩至上”的作用下，大学生可能被分为“保研的”和“没保研的”、“拿到奖学金的”和“没拿到奖学金的”、“发论文的”和“没发论文的”，或者笼统地说成“上岸的”和“没上岸的”；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优绩”也可能被引入住房、职位、身份地位等外在指标。聚焦于这些以“优绩”导向的指标，可能压缩不同群体本来拥有的理性对话空间。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为竞争创造公平条件，是为了增强社会流动性。人们应当从局部的竞争中适当抽离，追求更高层面的公平流动。比如，近年来一些高校实施“自强计划”“筑梦计划”，让边远、欠发达地区的优秀农村学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再比如，有关部门为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为不同群体提供同等机会。

　　“优秀”的定义多种多样，为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年轻人鼓劲加油，告别单一化的“成功范式”，才有可能在根源上消除优绩主义的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