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葬在霸陵原（上） |文化地理
“沛公军灞上”49年之后，他那几年后侥幸出生、连同其母俱不受宠的儿子刘恒，以汉孝文皇帝的身份归葬灞上。
这是“军灞上”时仅被尊为“沛公”的刘邦，所无法想象的。那时的刘邦，最高追求仅仅只是“王关中”——依怀王之约在关中称王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愿望，也因为项羽这个战魔的到来而灰飞烟灭。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灞上。”新丰鸿门和灞上，毗邻于今天西安市的临潼区和灞桥区，相距仅四十里。
面对强弱悬殊的局面，张良曾问他：“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好在沛公有一个项王所不具备的优点——善于听从部属意见；还有一个性格上的优势——能屈能伸。于是，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屈身以臣示项王，一口一个“项王”地叫着，才最终惊险地逃过了杀机四伏的鸿门宴。
此后，他又忍气吞声地接受了项王的“分封”，气哼哼地舍关中而“王汉中”——当汉中王。在穿越秦岭前往汉中途中，他甚至烧毁了栈道，以示绝无东出之意。
此时的刘邦可以说是自其起兵以来最失望的时候，“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就是这时候跑的，幸赖萧何月下追回，这才有了汉王的筑台拜将。自从得了韩信这员大将，汉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几个月后就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重返关中，随后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还定三秦”。此后，再经历四年楚汉相争，刘邦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汉王朝。
汉立之后的刘邦马不停蹄地南征北战一一扫平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异性诸侯，分封了众多刘姓诸侯王。此后，他与军功集团刑白马而盟，确立了“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者不得侯”的立国原则。在平成遭遇匈奴围困后，他又确立了与匈奴和亲的对外关系。这两项“确立”，保障了刚刚立足的大汉帝国的稳定。
刘邦死后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多称为汉高祖、汉高帝。也就在楚汉相争的战争期间，他忙里偷闲的一次临幸，有了后来刘恒的出生。而对于刘恒的母亲薄姬，他自那次临幸后就遗忘了。也正因为薄姬无宠，反而使得母子二人此后逃脱了吕后的毒害，才最终有了汉孝文皇帝（简称“汉文帝”）。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归葬灞上。灞上，因“八水绕长安”八水之一的灞水而名，既是秦咸阳、汉长安的东大门，也是兵家必争的冲要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49年前（前206年），刘邦从武关道进军到灞上，于轵道旁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还军灞上后，宣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也是在屯军于灞上时，遭遇了惊心动魄的鸿门宴。49年后（公元前157年），他的儿子刘恒在稳固了汉政权、开启了文景之治后，归葬灞上。
自从刘恒归葬之后，灞上有了新的别称“霸陵”（也叫灞陵），霸陵所在的白鹿原也有了新的别名“霸陵原”。霸陵、霸陵原，连同灞上、灞水、灞桥等一起，此后就不仅仅只是一些地名，更因为众多东去西来人、迎来送往事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800多年后的盛唐时期，李白写下了凄美的《忆秦娥·箫声咽》：“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霸陵，是一个别离之地。
再往后到中唐，白居易在对比了相距不远的秦始皇陵和汉文帝陵后，写下警世诗句：“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灞陵原。”汉文帝及其霸陵，给后世留下“灞陵如故，千年颂声”的称赞。
汉文帝刘恒，是一个享有“千年颂声”的皇帝。
“诛吕安刘”迎代王
刘恒，本是刘邦八个儿子中，最没存在感的一位。
刘邦八个儿子，老大是外妇曹氏所生封为齐王的刘肥，老二是吕后所生的汉惠帝刘盈，老三是宠妃戚夫人所生后被吕后毒害的赵王刘如意，老四就是薄姬所生的刘恒，再之后是其他女人所生的淮南王刘长、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梁王刘恢。
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故去，太子刘盈继位，吕后以太后身份柄政。在此期间，萧何、曹参相继任相国执掌行政权。大汉实行郡县与刘姓诸侯国并行的郡国二元体制，维持由军功集团任三公九卿的皇室与列侯共天下的政治局面。
但这一稳定的局面在前188年，随着汉惠帝的去世而被吕后破坏。在相继立了刘盈的两个庶子为帝后，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她首先打破了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大肆封王封侯于吕氏外戚，同时打压残害刘姓宗亲，限制功臣集团，形成了吕氏外戚势力一方独大的政治局面。这一局面，引起了刘姓诸侯和功臣集团的不满，为后来吕氏灭门之灾埋下了祸根。
前180年，临朝称制八年的吕太后病重。出于为吕家安危和利益着想，她在病榻上宣布以吕禄之女为小皇帝的皇后，使得吕氏可以凭外戚身份继续干政；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任命吕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将最高军政实权牢牢掌控在吕家手中。
为了确保不生变故，她还煞费苦心地规定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周勃，不能进入北军，并再三叮嘱吕禄、吕产“据兵卫宫，慎勿送丧”。但吕后千算万算，还是失算于她这两个侄子政治水平太低，根本不是功臣集团的对手，也小瞧了刘姓诸侯、宗室的实力。
吕后刚一故去，齐王刘襄就率先起兵，打出了“诛吕”的旗号。慌乱之下，相国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领兵平叛。没料到的是，灌婴带兵到荥阳，控遏这一天下战略要地后就屯兵于此，在阻止齐王西进的同时，又迫使齐王与自己联盟，共待京城之变。吕氏在失去灌婴所统领的大汉主要精兵后，灭亡已是早晚的事了。
有了灌婴坐镇荥阳，陈平、周勃等从容谋划，联合刘章、刘兴居、刘揭等刘姓宗室，发起了以“诛吕安刘”为名的宫廷军事政变。在掌管皇帝符节的纪通的配合下，周勃“持节”直闯北军，一呼而将士全都“左袒”拥刘，掌握了长安人数最多的卫戍军事力量北军。
此后，朱虚侯刘章率领周勃调拨的千余名精兵，驱驰未央、长乐两宫，接连斩杀了相国吕产、长乐卫尉吕更始，解除了吕家对南军和宫中警卫力量的执掌权。
次日，太尉周勃下令，搜捕吕氏男女，不分老幼全部诛杀。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媭等，皆被全家处死。至此，由陈平、周勃主导，灌婴等功臣集团参与，联合刘襄、刘章、刘揭等刘姓诸侯、宗室，共同发动的“诛吕之变”取得完胜。
军事政变成功后，参与的功臣们和刘姓宗室都有一个共识：目前还在位的小皇帝刘弘，以及汉惠帝其他诸子都不能留，以免其长大后报复，理由可以说他们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是吕后从外面找来冒充的。
但，清除惠帝一系后，又该立何人为帝呢？最先被功臣集团和刘姓宗室考虑的刘邦存留子嗣有：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
刘襄是刘邦长子刘肥的长子，是刘邦的长孙，在吕后死后率先起兵，其弟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也都在诛吕之变中立有大功，若按功劳来论，刘襄无疑居功最大。然而，刘襄却是首先被否决的，表面理由是其舅家太恶，恐怕以后会出现第二个吕后。但其实对陈平、周勃等功臣集团来说，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愿立一个强势如刘襄一样的皇帝。
淮南王刘长也以母家不善和小时候曾被吕后抚养而遭排除，这之后，大臣和宗室都将眼光投向了一直默默无闻的代王刘恒，并达成了共识——迎立刘恒为帝。
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仁孝宽厚”，其母薄氏温良仁善，其舅薄昭乃长者君子。就这样，最没有存在感，也无尺寸之功的刘恒，成了史上首位被大臣选立的皇帝。
前180年九月的一天，陈平、周勃等派遣的使臣来到北国代地，迎接刘恒到京城即皇帝大位。
寡人不辞天子位
刘恒，最终成为刘邦八个儿子中最幸运的一个。
刘恒这种先没存在感后又很幸运之命，和他的母亲薄氏非常相像。
薄氏，是楚汉相争时曾归属于刘邦的巍王巍豹的侍妾，当时有名的相士许负给薄氏相面，断言此女日后必将大贵，有生天子、当太后的命。巍豹闻言大喜，联想出自己会有取天下的大命，背叛了刘邦。
但巍豹打错了算盘，他背叛没多久，就在韩信扫巍战中被灭，薄氏作为战利品被押解到织室成为女织工。再后，好色的刘邦视察织室时见薄氏貌美，将其纳入后宫。但正忙于楚汉战争的刘邦此后却忘了薄氏，一年多都未御幸。直到一次听到两名他正宠幸的美人，说起与薄氏当年的三姐妹之谊，刘邦才特意招幸薄氏。也就是这一次忙中偷闲式的临幸，让薄氏怀上了龙种，于汉四年（前202年）生下了刘恒。
但此次临幸后，刘邦却再次将薄氏抛之脑后。在薄氏生下刘恒后，他也只是给了她一个姬妾的名分，从此很少再垂顾于她。对于刘恒他也从没放在心上，在他已长到八岁时才封了个代王，封地是最偏远、最贫薄且紧邻匈奴的代地。
正所谓祸福相依，薄姬和刘恒母子俩的双双无宠，在刘邦死后吕后当政时却恰恰成了他们的护身牌。在吕后因妒惨灭戚夫人等刘邦宠妃，大肆屠杀刘邦子嗣时，薄姬和刘恒被吕后完全无视，躲过了被杀之灾。薄姬与世无争的性格，甚至让吕后在刘邦死后，很放心地恩准她到儿子的代国成为王太后。
如果没有后来的“诛吕之变”，或许薄姬和刘恒将在代地终老一生，且似乎也和许负所算的富贵命差不多——儿子成了王，和天子差不多，薄姬自己成了王太后，和皇太后也差不多。但历史却将更大的幸运送到了他们母子面前——刘恒被意外选为大汉皇帝。这不，陈平、周勃等特派的使者，已经来到代地迎接代王。
但面对从长安来的使者，刘恒却极其谨慎。他先召集代国幕僚商议，结果出现了两种意见。
郎中令张武等认为，陈平、周勃等均是当年刘邦手下打天下的谋臣老将，人人诡计多端，个个能征善战，又刚刚喋血京师，不能轻易入京。
中尉（诸侯国执掌军事的官员）宋昌力排众议，认为代王应立即入京即位。宋昌在分析了天下非刘姓莫属，刘姓诸侯王是制约功臣集团的强大力量，大汉有天下人的拥护等形势后，认为代王是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之一，且年龄较大，任孝宽厚，帝位非其莫属。
宋昌的理由符合实际，除了天下向刘之外，占据了正统地位的刘氏皇族集团、诸侯王国是当时第一大政治势力；功臣集团实力虽强，但他们中没有人拥有绝对优势，敢于取代刘氏的天下。从这些理由判断，功臣集团是真心拥立刘恒为皇帝，而不会阴谋骗其入京杀害。
谨慎的刘恒此后又找其母薄姬商议，卜龟甲得大吉之兆后，再派出其舅薄昭前往长安探视。薄昭在长安从周勃处确定了功臣集团迎立代王意图为真后，迅速返回向刘恒报告。
刘恒听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笑对宋昌说：“果如公言。”谋定而动的刘恒，随后命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随行，共同前往长安。到长安附近的高陵后，他再次派宋昌先驰打探，得知陈平、周勃等已在渭桥迎候的消息，这才继续前行，驰往渭桥。
长安以北秋色正浓的渭河桥头，陈平、周勃等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还礼。就在这时，周勃突然对代王说“愿请间言”，就是请代王私下说话。宋昌代表代王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周勃：“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意思是王者没有什么私事，一切请公开言讲。于是，周勃在群臣瞩目中，跪拜向刘恒献上天子玺符。但刘恒没有冒然接受，他表示要到代王府邸再议。
在京城代王府邸，群臣再拜请刘恒即天子位。代王在府邸以主人身份“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共辞让五次之后，才表示“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此时的刘恒，年仅23岁，
从此，代王刘恒成为史书中的汉文帝刘恒。这一天，是公元前180年九月三十日。
首创察举荐贤良
初即位的汉文帝刘恒，很快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九月三十日夜，刘恒即位当晚迅速进入未央宫。在这个王朝中枢之地，他“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用自己亲信掌控了京师卫戍部队的军权和宫中的警卫权。
随后，刘恒还坐未央宫前殿，以皇帝身份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令：“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诏书首先对“诛吕之变”进行了政治定性，肯定了将相、列侯、宗室诛杀诸吕的合法性，同时用大赦天下、广赐百姓、普天同庆的方式，将他即位的消息发布到全国，告知全体百姓。
第三天即位大典前，刘恒拜谒了汉高祖太庙，表示他是从自己父亲刘邦处继承了皇帝之位，而不是承袭惠帝和吕后的法统。大典后，文帝任命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将被吕后剥夺的相权、军权正式归还给功臣集团。
第四天上朝后，文帝“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屡经坎坷的薄氏，最终实现了相士许负所算的富贵命：生天子，当太后。
也就在这几天里，文帝还接连发布诏书，对参与“诛吕之变”的功臣和刘姓宗亲论功行赏：益封太尉（周）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此外，文帝将阻击齐王刘襄争位，力推他即位的琅邪王刘泽，改封为封国面积更大的燕王；将被吕后逼死的赵王刘友之子刘遂封为赵王；将过去诸吕所夺的齐楚诸侯国故地，一一归还。
这些举措表明汉文帝很明白当时的形势：内有强大的功臣集团，外有占据半壁江山的刘姓诸侯王。执政之初的汉文帝尽力安抚并维护这两大势力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确保了“诛吕之变”后朝局的稳定。
文帝并不甘于只做一个弱君，在安抚功臣集团和刘姓诸侯的同时，他逐渐提升当时还显弱势的皇权。他的第一个举措是“修代来功”——封赏从代地跟随而来的从龙旧臣。
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刘恒下诏“尊卫将军（宋）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宋昌、张武等代国之臣，在文帝入继大统之初，帮助他支撑了朝局，确保了未央、长乐两宫的安全和有效运转。
但“代来之臣”毕竟是少数，可用之人有限。为了使用新生力量，文帝首创了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察举制。
当年十一月，文帝借日食发出了察举贤良方正的求贤诏书。他在诏书中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以灾，以戒不治。”并把所有过失都归于自己一人，表示是老天不满意他的施政，必须要有人来直言“极谏”他，因此要求各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这道诏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举荐人才的时代。
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实行“世官”制度，选官范围限定在贵族范围。苏轼曾论述中国官吏出处：“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之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汉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正是从汉文帝“察举选官”开始。
诏书中，汉文帝提出了他所认为的人才标准：一是贤良方正有德有识，二是敢于直言极谏能弥补他之不足，帮助他改正错误。
21岁的贾谊在此次察举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博士。文帝对贾谊极其赏识，半年后就越级提拔他为太中大夫。而贾谊也很快就展露了他的才学，成了文帝的得力助手和政策的设计师。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文帝元年，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套汉代礼仪制度，建议进行礼制改革：“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但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没有采纳此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同年，他还向汉文帝贡献了“列侯之国”之策。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但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看到了贾谊对他们的威胁，集体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功臣集团的强力阻击，使汉文帝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将贾谊外放长沙担任王太傅，这也就是后世文人经常哀叹的“屈贾谊于长沙”。但就文帝刚即位的形势而言，外放贾谊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以免他和功臣集团的矛盾激化。
虽然贾谊被外放到长沙，但他所提的治国举措却被文帝采用，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是“列侯之国”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列侯之国”针对的正是周勃、灌婴等功臣集团，“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针对的则是刘姓诸侯。
屈于长沙的贾谊，其策未屈。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西安市灞桥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