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歌手的“通道巡演”

“通道也像一种乐器”，说这话时，刘志勇站在他去过的第53个地下通道，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他管这两个月的演出叫“通道巡演”，没有固定收入和观众，大部分路人行色匆匆，偶有人停下脚步，扫二维码给他转5元、10元。他背着的电吉他是8年前买的，掉漆的效果器是二手的，耳机和麦克风是网上30元买的。两个月来，他的账户清零了5次，但每当他身无分文地站在通道里，总能赚到回家的路费。

每个通道都是不同的乐器。通道的长短和构造会塑造不同的声音质感，他知道六里桥的通道短、混响弱；东四十条通道里的金属网会削弱人声。每次开场前，他都会把音箱声音放到最响，唱到音箱没电才回家。

在通道里，低着头看手机的路人匆匆走过。他写了一首《屏幕时代》，歌词里写着，“用屏幕代替你们的眼睛”。

他在团结湖的地下通道遇到了一个8年前的听众，凌晨3点在通道写下了《十字路口》，讲述离别和重逢。

他还唱了一首叫《金字塔》的歌，讲年轻的打工人，灵感来自有次两个刚下班的女孩走过来扫了转账二维码，备注“牛马人给您转了5元”。

20多年前，当他发现自己能把小学课本上的文字哼进旋律，他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音乐。15年前，他孤身来到北京，给很多唱片公司发过demo（歌曲小样），进了公司后才发现，自己只是负责在网站上发帖招人。后来他端过盘子、卖过房子、送过报纸，最后还是想唱自己的歌。

他把路人唱进歌里，也有路人在他的歌声里哭泣。有位和他同龄的大哥，说自己身价不低，但总不开心，在他对面坐了两小时，手里的烟抽个不停。“他说，兄弟，外面下雨，我在这儿躲躲雨”，刘志勇回忆，“外面在下雨，他的心情也在下雨”。

每天傍晚，刘志勇拎着总重约20斤的设备，坐10多站公交到地铁始发站，再坐20多站地铁、倒几条线，到不同的地下通道唱自己的新歌。有时，他蹭麦当劳的无线网充值路费，回复粉丝消息。

去年，他驻唱的酒吧倒闭，他搬到了大兴的村子里，月租200元。在这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9把吉他、10多把笛子、小提琴、大提琴、古琴和若干不知名的乐器守在他床边。小号旁边搁着打碎的碗和停走的钟，架子鼓上挂着毛巾和衣架。

靠墙摆着一架散架的钢琴，木质弦椎裸露在外，像一栋微缩建筑，里面塞着他的画作和词曲手稿。搬家时，搬钢琴要600元，他就拿锤子把钢琴拆了。“就像是新生”，他安慰自己，“我会用我的想象力去演奏”。

他尝试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降到最低。不用网络，不买新衣服，他采集各种果实和叶子做饭。鸡蛋壳他用雕刻刀打了孔，做成乐器，他说能模仿风声，以及远雷的频率。他拿赤柏做香，松针泡水，拿萝藦的种子和桑叶炒菜。一段被火烤过的树干靠在墙角，他说像远古的鱼。发芽的土豆他放在玻璃柜前，他说像雕塑。

“自娱自乐和吃米一样重要”，这些生活中的乐趣是他写歌的养分。白天，他就在树林里搭吊床，听鸟叫、吹风、看树叶，吹着口哨看夕阳。他的平房面朝空旷的田野，有次下着小雨，他推开门，看到堆叠的云层尽头闪烁着淡紫色的光，他觉得像宇宙在为他闪耀。

他在平台上发原创歌曲，账号名叫“我主流”，虽然只有100多个粉丝。

通道成了他的音乐会客厅。“用音乐表达自己太奢侈了”，一位曾经酷爱吉他、结婚后再也没拿起的路人对他说。

他和隔壁做短工的阿姨聊天，感受到她们身上有不甘老去的劲儿，写了一首《老年Disco》，“整个世界上/数我最贫穷/连小孩都比我富有”“我说我是首富/有人会信吗”。他觉得这首歌也是写给自己。唱到结尾，他总会露出微笑，“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最富有的我自己”。

秋风、冬雨推着他的手拨动琴弦，大自然给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他怀念2014年，他从北京一路骑行到云南，不带手机，背着帐篷，在野外听着风声和雨声入眠。

他把通道巡演的最后一站设在朝阳公园的地下通道。20岁的他孤身来北京闯荡，第一次唱歌就是去朝阳公园的通道。那时候他住在地下室，第一天演出只拿到了5元。

15年后，他解释自己做这个巡演的原因，是想证明，“活出自己的样子”。

尽管他的样子有些狼狈。他的房间太小，杂物堆在一起，架子鼓很少敲响。写歌时，总会被拖拉机声和鸡鸭鹅的叫声打断。晚上回来经常赶不上公交末班车，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能徒步15公里走回家。

10月18日一早，他被隔壁出门挖山药的农妇们吵醒。这个阴天大风，他爬起来，画画，准备通道巡演的最后一站。

一切如常，他给效果器装上电池、背上电吉他，用离线地图确认好位置，出发。

路人从他面前走过，秋风吹进一地落叶，通道的瓷砖反射着锐利的白光。手指在琴弦上快速扫动，厚厚的老茧遮住了他的指纹。地下的嘶吼声传到地上时近乎微弱，没来得及飘远，就被嘈杂的鸣笛声碾过。

“加油朋友，你很优秀”，演出结束，他用手机录像，对屏幕里的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在向世界演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