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热”的背后，一个青年写作群体正在“崛起”
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许顺瑾
近日，一场以“潮汕后生仔写乜个（潮州话：写什么）”为主题的潮汕新锐作家分享会在汕头合胜书店举行。
潮汕青年陈润庭与黄守昙分别带着他们新出版的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走仔》回到汕头，与家乡的读者朋友近距离交流互动。他们书写的故事里有潮汕的传统风物，有青年人的现代思考，有“新人类”跳出传统规训的努力。
近些年来，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批融合当地方言、民间习俗和志怪小说且个人风格强烈的潮汕文学作品。从陈崇正的“寓言三部曲”、《美人城手记》，陈楸帆的《荒潮》，到厚圃的《拖神》，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再到几位“90后”新锐作家的作品，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潮汕文学想象。
有评论家认为，一个潮汕青年写作群体正在“崛起”——
潮汕后生仔写什么？
“我不把潮汕看成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区域，我眼里的潮汕是流动的，不断生成的。”在陈润庭看来，坊间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数量庞大的华侨华人不仅带来财富，也引入多种文化，冲击和反哺潮汕文化。
在陈润庭的首部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中，描绘了从潮汕地区生长出来的“玩具世界”。他放弃了日常现实叙事，直接描摹游戏的精神和状态，呈现出奇异的想象。陈润庭的家乡汕头澄海是“玩具之都”，聚集了大批玩具制造企业。
“我们小时候不缺玩具，玩具大多不是买的，而是从亲戚朋友的厂里拿的，每年都要丢掉好几箱旧的玩具。”童年、怀旧和游戏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90后”曾经沉迷的电游超级玛丽、气模城堡都被赋予了生命，体现出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融合。
和陈润庭一样，黄守昙也出生在汕头。
“我们家的铺头以前就在华侨新村路，后来这条路的一部分被开辟成步行街。”这条被黄守昙熟记的道路，一端与华坞路相连，临街小吃店就像贯穿居民区的毛细血管，鲎粿、粽球、猪肠胀糯米，吸引着往来食客的味蕾；另一端紧挨着金砂公园，那是他小时候和姐姐放学后玩耍的乐园，也是他写作意识的萌发地。
黄守昙有五个亲姐姐。小时候，姐姐总会带着质疑听他编各种故事，“看到她打哈欠或者眼神飘移时，我就知道要调整一下故事，也试着编一些悬念吊她的胃口。”当青涩的输出者遇上了青涩的读者，一种原始的、关于讲故事的快乐伴随着两个孩子回家的足印。
在新书《走仔》的扉页上，他写下一句话——送给我的姐姐们。
作为家中最年幼且是唯一的男孩，黄守昙很早就感觉自己“不一样”，小时候和姐姐们的关系经常比较紧张。但和姐姐们一起成长的经历，让他的家庭生活丰富、复杂，也培养起他对家庭题材的观察力和敏感度。
这种感受成为他的首部小说集《走仔》的源头之一，书中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以潮汕、香港、澳门等为背景，描绘了年轻学生、女性劳工、疯女人等角色的故事，她们在新旧文化中、在疯狂与理性的交替里探索自我秩序，活出自己。
在文学中“生长”的故乡
“走仔”在潮汕方言中意为“女儿”。黄守昙告诉记者，这个词最初并不带有隐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间口口相传，逐渐衍生出“走掉的儿子”的含义。
在《走仔》中，他写下了潮汕女孩吴文霞的故事，尽管没有直接点出背景，但通过潮汕方言、地域文化特征便不难猜出一二，如小城的男人做生意厉害、女人出了名的“贤惠”、母亲以算命为由催女儿结婚等。
离开家乡的吴文霞主动“出走”，她渴望在广州独立地生活，有自己的房间与工作。文章中首尾呼应的高铁成为了对这种出走的重要确认，“高铁越来越发达，回家越来越容易，好像她不得不加强自己和故乡的联系”。
黄守昙曾在天津、上海读书，毕业后曾在家乡短暂工作几个月，最后选择到广州工作。在异乡时，家乡成为他背上“透明的壳”。
“它沉重又轻盈，说它沉重，在于它背负着许多历史与成见——传统、重男轻女、过度精明；说它轻盈，又在于它已支配我的语言、习惯和味蕾，时间久了就不容易察觉它的沉重。”他还记得，上大学时被同学问是否会讲粤语，他会强调，“会，但是潮汕话才是我的母语。”
“潮汕是我生活的故土，当我们去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运用语言进行思考，我的母语始终还是潮汕话。在这一点上，故乡对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陈润庭说，在《超级玛丽历险记》的《纸城堡》一篇中，主人公“甘蔗”的原型源于那些从玩具车间里出来的外地人。
“潮汕话里有一个带有歧视的词叫‘外省仔’，后来简称‘外省’，在以前是很不得了的负面标签”，在异乡漂泊十几年的陈润庭突然意识到，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外省仔”。
在另一篇《寻找Y仔》中，他借由一位做龙套演员的“表哥”的身份探索家族和故乡。“很多从潮汕出发的人，他们到了外地依旧是以家族血缘为核心进行连接，潮汕人所理解的共同体概念是前现代的。”与此同时，由于体验到迥异的城市生活，他们的宗族与家族观念也在不断解体。
“现在的青年写作者会把他们的态度、自我革命融入写作中。”汕头作家林渊液以《超级玛丽历险记》为例，她表示，书中写到英国红茶最终流入“胶己人”的口中，这种视角下，英国和潮汕是并置的，没有哪一方更具优势。
而黄守昙笔下的多个人物具有跨文化背景，比如潮汕籍的“澳门人”姚美君，他们代表了当下的状态，他们的父母则代表“过去的一代”，体现了时间性的问题。
在林渊液看来，这些潮汕青年作家书写故乡，“故乡”不是在地理意义上扩大了，而是在文学、精神、情感的意义上都更具备深度，这是一种生长，他们笔下的潮汕就获得了这样的生长。
潮汕写作“重新被看见”？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经验，潮汕文化其实只存在想象当中，是每个潮汕人的共同想象。”林渊液说，她是看方言戏潮剧长大的，逐渐地，她发觉自己难以直视传统潮剧剧目中背离现代精神的部分。
“我遭遇了一场母语文化认同的危机。钻进去，抽离出来，在对母语文化的不断进入和背离中进行体验和重新考量。”文化上处于缺乏交流、孤独的状况，曾是她和众多潮汕文学写作者面临的共同困境。但如今，她关注的是面向未来的成长性。
最近，广州市作协副主席陈崇正携新作《归潮》走入潮州龙湖书院，为龙湖中学的学生以及写作爱好者带来一节关于“文学与故乡”的课堂。
在他看来，潮汕是省尾国角，边陲之地，但海洋性使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波涛汹涌，留下太多远渡重洋、背井离乡的故事。“地域文化与历史故事交融，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潮人精神和文化价值，潮汕人的家国情怀值得反复被书写。”
今年3月，他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归潮》，这部作品甫一上市便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对于近年来潮汕地区在文学版图上的“重新被看见”，陈崇正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一个是科技加速了信息传播，一个是传统文化的热潮。
科技照亮了小镇上原本隐蔽的角落，原被认为非常神秘的武林高手、深山怪事不再神秘。“这个世界上能满足好奇心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而潮汕刚好就是这么一个孤岛，独特的封存方式让潮汕文化的异质性日渐凸显。”
盛夏的潮汕街头，潮州古城、广济桥、汕头小公园等著名景点旁，身穿国风服装的游客在旅拍店、潮玩店和奶茶店门前拍照。他们左手拿着手工制作的漆扇和印有“潮汕”二字的雪糕，右手握着数码相机和电动小风扇。而在转角处的某条巷子里，烟雾缭绕，本地居民正举行某种祭拜仪式。
“在探寻和发掘传统文化的热潮之下，人们重新以更为宽容的心态来审视这些游神赛会，然后发现其中包含的民间信仰勃发的生命力。”陈崇正表示，青年作家书写潮州，不应停留在古城的美景、美食上。流传百年的“营老爷”、英歌舞，走向海外，被海内外同胞热烈欢迎，应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得到弘扬。
“现代性的发生是一个持续祛魅的过程”，在林渊液看来，对于地方性的书写与否、如何书写的问题，应交由每个写作者自身决定，但这种“潮汕热”让更多年轻作家获得更多文化自信以及出版便利。
人们走进潮州古城，或许带着某种物化的“凝视”，但只有“被看见”，才能“被认识、深挖、研究”，从而走向循环往复的祛魅与复魅的迢迢征途。
地方写作群体的“小镇”文脉
潮汕写作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此起彼伏。陈培浩、林渊液、林培源、陈润庭，他们在十年前就有过小型的假期沙龙，有时在汕头，有时在潮州，就共读的一本书、一个文学现象进行探讨。
据林渊液回忆，她在2015年12月27日牵头举办第一场读书分享会，主题是“为什么而写作”。会上分享了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苇岸的《最后的浪漫主义者》。该活动最早设在澄海中学，以学校的秦牧文学社骨干为主体。
后来，校外的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偶尔也加入到这场文化活动中，读书分享会更名为“阅读社日”，场所也从学校扩展至公园、潮汕老式建筑大夫第、茶舍等地。每到寒暑假，在外求学的大学生、硕士、博士们以及年轻的作家纷纷加入，有的从听众化身主讲人，分享生活中的文学与写作。
“这个活动给我的感觉是平等的、开放的，大家聊的话题非常广泛，从非虚构、散文、诗歌等文学话题到电影、音乐。大家经常在活动结束后留下吃饭，再续文学的流动之宴。”陈润庭表示，阅读社日活动是他精神和心灵的一个居所，把志同道合、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笼络在一起。
林渊液认为，阅读社日和“文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相通，她用一句话概括了坚持办下去的意义——文学活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学去擦亮世界。
未来，陈润庭和黄守昙都计划继续以家乡潮汕为题材进行创作。
陈润庭想写一部关于潮汕的长篇小说，“我想写一个关于南澳岛的故事，写南澳岛上最后的灵媒。南澳岛是我老家澄海旁边的一个岛屿，也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在南澳岛上，总是有许多神奇的事物在发生。”
黄守昙则计划写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我可能会写一些关于华侨新村路的中短篇小说，延续标题为‘什么仔’的系列创作。”
被问及发表新作后的变化，他们都认为没有太大变化，小镇还是那个小镇，在镇上生长的青年写作者依旧从故土中汲取力量。只不过，又一束文学光亮落在潮汕平原上。
名家访谈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他们向故乡“呼救”，从故乡获得滋养
相异大于相同
羊城晚报：这些年来，包括您以及陈崇正、厚圃、陈楸帆、林培源、陈润庭、黄守昙等人，多位潮汕青年作家新作频出，是否可以说“潮汕青年文学群体”正在“ 崛起 ”？
陈培浩：从现象上看，确实可以说一个潮汕青年写作群体正在“崛起”。这个群体其实有着相当的跨度，比如说你提到的厚圃是“70后”，陈崇正、陈楸帆、林培源是“80 后”，陈润庭、黄守昙是“90后”。
这种时间跨度能够说明这个群体当中有一种延续性。如果仅是某个年龄段或某个代际中出现了少数几个作家，那可能是昙花一现，但不同代际的写作者不断涌现，可以印证这是一种群体性的“ 崛起 ”。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培浩：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潮汕作家一直保持着内部交流，形成了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写作氛围。
大概在十多年前，得益于网络媒介的便利性，潮汕的作者们几乎每年都会组织一到两次聚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到一起，聊各种文学话题。
其次，不少 “80 后”“90 后”写作者都接受了相当高的文学教育，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也有文学从业者，有着比较高的文学素养。
另外，由于这些年地方性写作潮流化之后，潮汕的写作题材相比于前几年获得了更多便利，它便成了一种潮流。
羊城晚报：潮汕青年文学群体的写作有什么共同特点？
陈培浩：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相异的地方大于他们的共同点。
有的人认为加缪和萨特一样，都是存在主义者。但加缪认为他与萨特相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存在差异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差异点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差异代表了他们各自的探索和特质。
“离乡”才能凝视“返乡”
羊城晚报：“潮汕青年文学群体”是否还是一种乡土性写作？
陈培浩：他们的写作中存在乡土性的元素，比如说某些作家的写作在某种阶段具有乡土性，但这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有乡土性，或者他们一直都是乡土性的。
比如说陈崇正的《半步村叙事》有不少乡土性的元素，但里面也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而他近年写作的《美人城手记》又是一种科幻叙事，它更多偏向于一种后现代叙事。再比如像陈润庭的写作，我认为他的写作和乡土没有太大关系。
“乡土”是一个前现代的概念，虽然我们现在也提出“新乡土”的概念，但是当我们讲到“乡土写作”的时候，我想更多还是从传统的、乡土的意义上进行探讨。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潮汕当代青年的写作不完全是乡土性写作，甚至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一种经历了现代性观念重构的写作。
羊城晚报：这些年轻作家笔下的潮汕离真实的潮汕有多远？
陈培浩：这距离当然远了，他们笔下的潮汕可能带有潮汕的民俗、方言、经验等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并不是如实地、原原本本地进入到文学作品当中。
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尤其是小说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进行有效的审美重构，所以去讨论他们所书写的潮汕跟真实的潮汕之间有多大距离，我觉得意义并不大。这些年轻作家所书写的潮汕，它是否具有一种探索性，或者说它能否有力地触及当代的精神问题，这才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羊城晚报：“故乡”“ 返乡 ”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母题，当下的潮汕青年作家的相关写作有何特色？
陈培浩：“故乡”和“返乡”是从五四时代延续至今的文学母题。
现代的写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故乡，是没有“故乡”概念的，也很难去书写故乡。这批潮汕的青年写作者也一样，他们都有离乡游学、工作的经历，然后才能有“返乡”的重新凝视，以及书写自己的故乡。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故乡的关系，跟五四时代鲁迅笔下那种故乡的关系已经大不一样。鲁迅时代的“故乡”写作可能带有一种精英式的审视；而如今青年写作者对于故乡的情感会更加复杂，他们向故乡“呼救”，也从故乡中获得精神支持和滋养。
警惕“贴标签”行为
羊城晚报：“新南方写作 ”“潮汕青年文学群体”“小镇写作”......您觉得类似的标签有其合理性吗？在文学生态里，是应该“贴标签”，还是“ 去标签”？
陈培浩：任何的标签都是不足取的，但标签和命名并不是一回事，有效的命名有别于所谓的标签。
标签是不顾对象的实际情况，给它贴上一个名号；而有些时间概念与对象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对焦，这是一种有效的命名。我认为“新南方写作”它可以是有效的命名，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标签，所以我们要警惕将其变成一种贴标签的行为。
羊城晚报：几年前您在和林渊液的通信中曾说过：“刺绣、木雕、瓷艺等物化的文化符号，已无法表达当代人的经验，跟当代生活毫无关系。”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作家对潮汕的“再书写”，这种情形是否已经改变？
陈培浩：这句话放到现在，必须要掰开揉碎了、更具体地来看。
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工艺都无关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而应该往深处讲，依然有些当代人的精神困在刺绣、木雕、陶瓷这些传统工艺中，仍需完成他们的自我修炼。
我们不能完全剥离或切断传统性、古典性跟当代性之间的联系，但是确实有一些古典性或传统性的元素，与当代性的联系不深。因此，应该倡导一种更深入的辩证思维，在古典性中延续当代性、探索当代性，同时也要在当代性中赓续传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