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污染血”受害者向政府追责

    斯图尔特·坎特里尔从小就知道，他的父亲巴里跟别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像其他人的父亲那样到处跑。”他说。巴里身体虚弱，常年吃药，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1989年，巴里死于艾滋病，当时，坎特里尔15岁。

    直到更多类似的案例上了新闻，坎特里尔才意识到，父亲的病是英国政府和医疗系统造成的。像巴里这样的受害者，英国有数万人。

    “血液污染”被称为英国国民保健制度（NHS）历史上最严重的医疗灾难。随着近日相关报道席卷多国媒体，“血淋淋的背叛”“谎言”“国家耻辱”等表述不断出现在英国媒体的头条新闻里。

    据美联社、英国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主持相关调查的英国前法官布赖恩·兰斯塔夫公布了长达2527页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英国历届政府、NHS和相关机构的失败，超过3万人通过血液制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丙肝病毒，约3000人已经死亡。报告称，英国历届政府在数十年中隐瞒了真相。

    调查结果公布后，英国首相苏纳克正式道歉，承诺“不惜一切代价”赔偿受害者。“调查报告表明，我们国家……存在长达数十年的道德失败。事情本不该如此。我代表本届政府，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每一届政府，向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上世纪70年代，英国医疗系统采用注射浓缩凝血因子的方式治疗血友病。由于血浆供不应求，英国向血浆第一大出口国美国进口血浆。全球94%的付费血浆出自美国，在那里，许多有偿献血者是囚犯、性工作者和瘾君子。

    英国约有5000名血液病患者，以及约2.7万名因分娩、手术等原因接受输血的人，在医院里接触了被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此后，有多少患者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伴侣，已无法统计。

    1983年5月，第一例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的病例被通报。在那之后，类似的病例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儿童。人们对血液制品产生了怀疑。有传染病专家警告，应停用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于1984年找到了检测血液中艾滋病病毒的方法，英国政府才展开大规模检测。此时，被污染的血液制品已导致数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丙肝病毒。

    感染者说，他们没有被告知这些产品可能存在危险。许多人感染病毒后无法工作，只能靠救济金生活。

    为了揭露英国官方的失误、确保获得政府赔偿，受害者和活动人士奋斗了几十年。2017年，在民间持续呼吁、多个政党联名请愿的压力下，时任首相特雷莎·梅同意启动全国性调查。

    就在这一年，迪娜·皮科克发现，自己也是这场医疗灾难的受害者。

    1980年，皮科克生下第一个儿子后出现并发症，接受了输血治疗。迎来第二个儿子的几周后，她接受了同样的治疗。皮科克使用了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自那以后，她经常感到疲乏，甚至卧床不起。医生并未重视这些症状。

    “我说的话没人听进去，这让我非常痛苦。”皮科克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如今，她患上丙肝已经40多年，生活被疾病搅得天翻地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披露了英国医疗系统在进口血液的监管和筛查上严重缺位。报告称，自1993年起，医疗系统工作人员销毁了一些文件，以掩盖事实。“这场灾难不是意外。污染能够发生，是因为责任方——医生、血液服务机构和历届政府，没有把病人的安全放在首位。”兰斯塔夫说。

    “那些掌握权力、得到民众信任的人，有一次又一次机会阻止感染蔓延，但他们一次又一次未能做到这一点。”苏纳克表示。

    被美国出口的血液“坑”过的不止英国。《金融时报》称，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发现了大规模“污染血”感染，这些国家的行动比英国迅速得多。

    加拿大是第一个向进口的血液制品受害者承诺赔偿的国家。1989年，加拿大宣布，为因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提供1.5亿美元的一揽子赔偿。10年后，加拿大又承诺了12亿美元的赔偿。

    法国约有4000人使用了受污染的血液制品。在1992年至1998年间，法国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属支付了15542笔赔偿金。

    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了7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360.5万元），以赔偿1986年至1990年间发生的400起医源性丙肝感染。澳政府还设立了医源性艾滋病病毒感染信托基金。

    根据日本2008年通过的一项赔偿法案，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局向每名受害者一次性支付1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5.4万元）至4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4.5万元）。根据一项面向艾滋病病毒受害者的赔偿计划，每名受害者将得到4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7.6万元）的一次性赔偿。这笔费用的40%由政府承担，其余由导致感染的商家承担。

    拜耳公司、百特公司等4家血液制品生产商卷入了美国的血液制品污染事件，它们于1996年同意向约6200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美国血友病患者支付每人10万美元，以达成庭外和解。1998年，在血友病患者团体的争取下，美国通过立法，拨出7.5亿美元“抚恤金”。

    2014年，意大利卫生部宣布拨款7.35亿欧元，用于赔偿血液制品的受害者。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政府反应迟缓，这让英国的（污染血）受害者感到绝望。”《金融时报》指出，各国的问责差异明显，在英国，没有人因此被起诉。英国独立电视台称：“政府对这桩丑闻的回应是，这是‘本不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悲剧’，但从未有人出面对这场悲剧负责。”

    英国政府预计将于今年开始发放赔偿金，但尚未透露具体金额。独立电视台称，赔偿总额估计在40亿英镑到200亿英镑之间。内阁办公厅5月21日表示，急需赔偿金的受害者可在90天内获得21万英镑的先行赔偿；负责照顾受害者的亲友也有资格申请赔偿。

    “这些年，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没能活着看到调查结束，没有收到正式的道歉。”皮科克说。

    坎特里尔说，他的父亲在艾滋病带来的耻辱中度过余生。“耻辱感让我父母尽力对我隐瞒信息，包括从药瓶上去掉药物标签。”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抚平这种痛苦。坎特里尔希望政府保持“完全透明”，让人们知道“对风险心知肚明的都有谁，决定无视它们的又是谁”。

    英国天空电视台5月26日报道称，数百名受害者向政府提起了新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