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复活”，或许比接受死亡更难

澎湃首席评论员 与归

李玟、乔任梁、高以翔……近日，用AI技术“复活”已逝明星的行为愈演愈烈，也备受争议。在视频评论区，有博主打着温情的名义，趁机做AI推广、收费服务。3月16日，乔任梁父亲表示，不能接受，感到不舒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他们未征求我们同意，这是在揭伤疤。”

从最近几起引发热议的“复活”案例来看，包小柏是复活自己女儿，表示有很强烈的情感需要，遭受的争议也最小。当有博主“复活”李玟时，争议已经开始大量出现。虽然素材来源于公开网络，但公众人物就可以随便被“复活”了吗？

AI“复活术”并不新鲜了。此前媒体就曾报道，电商平台已出现不少AI“复活”服务，有商家售出超400单，少则几十元一单，多则数千上万元。如果说，之前的AI“复活”基本还属于家属私人定制、无可厚非的话，现在随意“复活”已逝明星，就涉嫌侵权了。

我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第994条规定，死者的肖像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现在，乔任梁父亲明确表示反对，其权利主张就应得到尊重和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用AI复活李玟的博主，自称是因受到粉丝请求义务做的，“只要不用做商业用途，就不会有被逝者家人追责的风险”。这显然是一种误判。暂且不说，视频区的商业推广有利用“复活”明星做营销的嫌疑，擅自用AI“复活”他人，这既是消费逝者，也可能伤害生者。

不同的人面对被“复活”的亲人，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并不能确定带来的是安慰还是伤害。也正因此，更应该谨慎对待AI“复活”。正如乔任梁父亲所说，这是在“揭伤疤”。把选择权交给逝者最亲近的家属，这一点应该成为当下的共识。

其实，这一波“复活明星”的操作中，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没来得及也无法询问那些逝者，他们自己愿意被复活吗？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立下相关遗嘱，并对“复活”习以为常。但眼下这个“过渡期”，其实更考验我们的自制力和权利敏感度。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权利排序问题：首先是被“复活”者的个人意愿，其次是其家属，外人未征得前两者同意，压根没有这项权利。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某一天，我的生命将会终止，但我不想让生命受死亡之累。我希望我的死永远不会进入到我的生活中，不要限制住我的生活，我始终希望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一个人活着时，要做自己的主人，离开这个世界后，也希望能得到尊重，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然而，当我们得知死后可以被“复活”时，自我主宰权已经受到威胁，所以我们也需要一种确定性。

社会当然应该鼓励技术创新发展，也乐见一些新场景、新应用满足正当的情感需求。但一切都不应是盲目的、无序的，法律法规是不能触碰的红线，公序良俗和社会伦理也应得到充分尊重。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一个显见的与AI共生、彼此融入的时代扑面而来。AI只是工具，科技没有善恶，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它。在兴奋和期待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足够的审慎。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也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习惯和认知，很多时候，接受“复活”，或许比接受死亡更难。

在新技术应用初期，确实会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也会有滞后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跑”。它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件关乎法律、伦理、人文等要素的严肃事件。保持敬畏，守住边界，为了逝者，也为了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