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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干到抱团,一个乡村里的“穷棒子社”树了啥?​——再悟西铺“三条驴腿”的时代意义

作者:魏伟 郑芃芃 李艳辉 李亦兵 葛昌秋 来源:唐山劳动日报2024年01月01日

古语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根。古往今来,凡是与土地相关的事都不是小事。

在唐山有一个村子,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耕耘,却有了不同的结果。艰苦岁月的磨砺,辛勤汗水的浇灌,不仅收获了粮食和果木,还有荣誉和精神财富,成就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

迈出初始的步伐,不仅需要勇气和胆量,更要有智慧和胆识。当面对现实和抉择,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目标。关键时刻党员就是带头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干就是担当,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实现自己的目标。

当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西铺村,再次感悟老典型的时代意义。

王国藩:合作塑造了“形象”

一个小小的合作社,而且还是个“穷棒子社”,怎么就成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这是西铺最值得说的一件事。

西铺地处遵化市城东20公里的半山区,当年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

进入位于村委会院内的“穷棒子”村史馆,展厅内陈设的展品、展墙上的照片和文字,讲述着当年23 户贫农依靠“三条驴腿”办起“穷棒子社”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往事,让人在历史的回溯中重温那段苦乐与共的峥嵘岁月。

“我父亲常年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但是家底子太薄,一年四季填不饱肚子。穷到啥份上?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邵坤说。他是“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

1952年,王国藩、杜奎领导23户贫农组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资料片)


新中国成立前,在地主、富农的剥削压榨和长期战乱的蹂躏下,西铺村民的生活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西铺实行土地改革,村民的生活条件虽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农户在生产、生活上仍存在诸多困难,再赶上自然灾害,很快又出现了新的贫困户。

1952年,党中央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西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和杜奎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很快激发了农民入社的热情。10月26日晚,王国藩、杜奎等23户在王荣家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着十几年党龄的王国藩被推选为合作社主任。经清点,合作社财产只有230亩土地和“三条驴腿”。“三条驴腿”是指土改时分给西铺的一头驴,入社农户占四分之三股份,只能社里用三天,社外用一天。一些富裕户说:“看他们除去要饭的罐子,就是打狗的棍子,还有什么?这样的‘穷棒子社’早晚得穷散了!”王国藩却说:“别人笑话我们是‘穷棒子’,但我们人穷志不穷,只要有志气,什么困难都不怕。”

“从‘穷棒子社’成立那天起,王国藩一门心思扑在社里的大事小情上,他想改变家乡世代贫困的面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西铺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杜合军说。

“穷棒子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社员们打破冬闲的习惯,徒步到15公里外的山上砍柴,用换来的430多元现金解决了生产资金紧张的问题。第二年春播,社员们互相竞赛,牲畜不够就用人拉犁。到1955年,合作社拥有大牲畜52头、大车5辆,实现总收入5万余元,当年向国家交售余粮2700多公斤。经过几年努力,“穷棒子社”从仅有“三条驴腿”到“肥猪满圈、牛羊满山”,许多富裕社都不如他们。

1956年1月1日,西铺与东铺、大于沟、白马裕村组成了当时遵化县第一个高级社——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王国藩担任高级社主任。高级社成立后,充分调动社员积极性,极大提升了生产力。“穷棒子社”的事情很快传到中央,以“穷棒子社”发展历程写成的调查报告,入选中共中央办公厅1956年1月编印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亲自为其写了按语,将“穷棒子社”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由此,“穷棒子社”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1957年2月,王国藩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金质奖章。大会闭幕式上,毛主席把一面奖旗送到王国藩手中,称赞他是“建设共和国的功臣”。从1957年到1969年,毛主席先后10次与王国藩见面。对王国藩来说,这段幸福且荣耀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是激励他奋斗毕生的源动力。

70多年过去了,王国藩和他的社员都走了,西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国藩勤于生产、简于生活的精神依然影响着家人。现在,王国藩住过的宅院是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屋内柜子上摆放着毛主席跟王国藩握手的照片。在家人眼中,这张照片弥足珍贵。

回忆往事,王国藩的儿子王子华深情地说:“父亲一辈子没有享过福,但他留下的‘穷棒子’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会一直激励着我们!”

杜合军:致富实现了愿望

“老一辈付出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片土地不仅长出了粮食,更长出了‘穷棒子’精神。我们继承父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美好的生活拼尽全力,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对王国藩当年组织23户贫农靠“三条驴腿”办起“穷棒子社”的历史,西铺村党支部书记杜合军感悟颇深。

在西铺村“穷棒子”村史馆,一个个写满沧桑的农具穿过历史的云烟,记述着当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往事,见证着西铺村的前世今生。“别人笑话我们是‘穷棒子’,但我们人穷志不穷,只要有志气,什么困难都不怕。”王国藩的这句话被张贴在墙上,时刻激励着西铺人勇往直前,奔向幸福生活。

作为“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杜合军曾在外经商,凭借融入血脉的“穷棒子”精神,拼出了一片天地。有所成就的他始终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西铺村的发展。杜合军说,以前的西铺村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王国藩组织23户贫农成立合作社后,大家不再单打独斗,互帮互助,摘掉了穷帽子,填饱了肚子。村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互助组从最初的23户壮大到80多户,西铺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相互扶持,我们的生活一定能再上新台阶。”杜合军说。

2023年8月14日,说起当年父辈们艰苦奋斗的经历,杜合军(中)和“穷二代”们觉得必须把“穷棒子”精神传承下去。


2018年,杜合军上任后,村两委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实现了村内道路硬化,新建了幼儿园,不断改善村民的人居环境,广泛探索致富良策。

“我是在合军的指点下种植栗蘑的,现在一年四茬,收入挺可观。”61岁的王德富同样是23户贫农的后代,现在是村里的致富能手。他十几岁开始凭借木工手艺讨生活。随着国家政策走进山村,山场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王德富和兄弟承包了600多棵果树,白天外出劳作,晚上做米面加工生意,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10多万元的积蓄。后来,他经营过农用车,开过砖厂,现在更将老厂房改造成冷库,经营板栗加工、油品加工和栗蘑种植等产业。“我们西铺人骨子里有种拼劲,以前的苦日子好像就在昨天,我们绝不能再过回以前的日子。”王德富说。

山上栗树成荫,栗蘑长势正旺,作坊里晶亮清澈的核桃油、苦杏仁油、香油散发着阵阵香气。“没想到这么个小山包底下有忒多好东西!”来西铺村的游客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西铺村的优质农产品远近闻名,杜合军作为法人,成立了唐山市圣水裕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秉承“穷棒子社”互帮互助的理念,帮助村民开辟销售渠道,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对于未来,杜合军有着自己的打算。西铺村的栗蘑销售红火,他谋划从村里拿出一部分土地,组织村民开展栗蘑科学种植,提高产量。依山而建的西铺村,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他准备扩大山上的水面,引入旅游项目,打造旅游景点,带动农家院经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杜合军踌躇满志地说。

1952年“穷棒子社”诞生,西铺人靠自己的双手,终结了“糠菜半年粮,祖居破草房,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的苦日子。如今,西铺村的“穷二代”们继承了前辈的“穷棒子”精神,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合作社”已现雏形。“我们有党的好政策,有父辈的精神激励,有用不完的干劲,西铺村致富实现了父辈们的愿望。”杜合军说。

田玉存:榜样传递了力量

“记者是苦差事,采访是一门大学问。”这是本报老记者田玉存的切身体会。他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唐山的许多乡村有他的足迹。

1987年田玉存到西铺采访。当时“大包干”政策推行,西铺作为以“合作社”闻名全国的老典型有何境遇,会怎么干?“我必须去现场看看!”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下乡一探究竟。

“当深入了解后,很多地方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田玉存和同事扎进村里,7天里走访了王国藩家、村书记家、村史馆、村办企业等地,看到了纺织厂、电线厂、贸易公司等企业,在田间炕头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挖掘了很多故事。“想不到,西铺早就开始施行了‘大包干’;想不到,西铺1983年就有了个体户;想不到,村办企业就有六七个。西铺当时又一次走在了唐山地区改革前列。”田玉存很惊喜。

“大包干”的实施,让西铺“活”了起来。采访中,他们看到西铺人的那种坦然,利用村里设施办起了企业;他们看到有了土地自主权的农民,在农田里热火朝天地劳作;他们看到年迈的王国藩和村干部们为村办企业奔走,发展集体经济……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西铺没有躺在之前的“功劳簿”上讨生活,而是从种地打粮这种单一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多元化发展、多渠道增收,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田玉存说,搞“穷棒子社”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搞“大包干”也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西铺一直在变,但“穷棒子”精神没有变,干部团结群众的作风没有变。从王国藩到后来的几任书记,都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王国藩告诉他们:“累也得跑!也要干!西铺绝不能落后!”

“西铺的精神,让我很有感触。3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农村,采访从不敢懈怠。”田玉存说。

聊到从业的经历,他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个故事。

1961年5月5日,《唐山劳动日报》刊登了徐绍震关于西铺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思想红 团结紧 干劲高》。


那时交通不发达,记者采访的路显得很漫长。一次,田玉存去迁西采访,乘公交车、搭手扶拖拉机到了闭塞的山村。白天,他走家串户采访;晚上,住在生产队的饲养棚挑灯写稿,夜里总被驴马的嘶叫惊醒。“用馇猪食的锅做饭,有种特殊的味儿。”田玉存笑道。一周采访结束后,他返回市里时不巧赶上大雨,山路难行,班车受阻。“我只好找了根树棍,挑着采访包翻山越岭回单位。”他回忆,没想到就在自己返回的前一个夜晚,家里的简易房进了坏人,吓坏了妻子,幸亏邻居赶来,歹徒才逃走。“我们根本顾不上家,都习惯了。”田玉存说。

“记者不但要肯付苦,更要用心吃透政策、了解技术,把专业的工作变成通俗的文字。”田玉存回忆,一次,他到农研所采访高粱新品种研发,听不懂被采访对象的专业讲解,便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马上到农业局借了相关资料,利用周末埋头恶补。下周一他再去采访,不仅听懂了被采访对象的讲解,还能与他顺畅交流,顺利完成了任务。

对于记者,他认为要传达党的声音,传递群众呼声。而党报人,则要有读万卷书的积累,有行万里路的艰辛,有记录天下事的热忱,有“事了拂衣去”的坦然。因为党报人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一枚火种薪火相传;党报人的文章,经过岁月的检验,如一壶老酒历久弥香。

西铺在改革的大潮中擎起了一面旗帜,而老一辈报人同样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传递了力量。


【采访轶事】

1.一个罐子

2023年8月14日,杜合军将当年23户人家用过的一个粗瓷罐子捐赠给本报报史馆。

2.一幅大图

在西铺村村委会的路边,有一大幅规划建设展示图。为了更好地记录那段岁月,“穷棒子”历史博物馆正在建设中。

3.一张肖像

对当时的采访经过,田玉存老师记忆犹新。这位75岁的老记者聊起来兴致勃勃,神采飞扬。笔者以电子屏幕为背景,抓拍了这位党报人的风采。

【采访手记】

“形象”的思维

葛昌秋

西铺很有影响,是新中国有名的典范。

在中国农业农村史上,西铺是不能不说的村庄。从没有土地到分有土地,到拿出土地互助,再到成为集体所有,然后又分到个人手中的时候,中国农民才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才有了小康的生活。

作为那时拥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西铺人经历并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其实,“穷棒子”是一个轻蔑、嘲讽的称呼,但是经过努力奋斗,特别是伟人称赞后,就成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不仅是干出来的,还有深刻的思辨性,“穷”有穷的说法,“棒”有棒的理解。因为思维确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首先说“棒子”是个好东西。

它代表着力量,是支撑,也是担当,还是武器。它能敲响警钟:绝不能走老路,一定敢为人先;它能敲醒头脑:绝不能盲目干,一定审时度势;它能敲开智慧:绝不能乱出手,一定实事求是;它能敲定目标:绝不能随性来,一定措施到位。

其次说“穷”不是个坏东西。

穷则思变,在变革中谋求生存。熟读乡村哲学,从解决饭碗问题,到有温饱日子,“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就成了百姓心目中的高标准,小农意识与远大志向有挺大的距离。

穷则思干,在务实中坚定信心。打开土地账本,从选地选种开始,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厉行勤俭节约,坚持艰苦奋斗。相信人勤地不懒,有地心才安。想当家做主人,必须甩开膀子干。

穷则思路,在办法中获得希望。讲透庄户道理,从各扫门前雪的单干,到互助互帮的组合,团结起来找出路,大家共同向前奔。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做法,是要彻底改变的传统习俗。

穷则思志,在信念中凝聚力量。把准百姓秤杆,从创业艰难困苦多,到人心齐泰山移。以人为本,讲究“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只要坚持党的领导,选好带头人,走群众路线,有志者事竟成。

1998年10月,西铺老农带着核桃、栗子、花生等家乡的土特产走进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慰问守护国旗的战士们,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放眼广场,向国旗致敬。“穷棒子”代表进京的行动,一下引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国旗班的战士说,他们曾接待过许多团队和朋友们,但接受农民的慰问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农民的情怀。

当年23户的后人们感慨万千:他们守护着国旗,也有我们的一份心意,就像跟他们在国旗下站岗。没有党和国家的关怀,就没有西铺的今天,前辈的精神是最好的财富。

生活富裕了,富则思久。百姓幸福了,福则思安。但精神要传承,奋斗不能丢。

“穷”一代,组织起来,荒山野岭中苦干实干,让百姓饱起来;

“穷”二代,发展起来,绿水青山中巧干慧干,让百姓富起来。

“穷”即无穷。在乡村振兴的路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永无穷尽。

“棒”即最棒。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三个努力建成”宏伟蓝图,实干最棒!

(照片摄影  葛昌秋)

【责任编辑:胡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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