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重建新中国政治学，他获得学术贡献奖！
日前，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出炉。最高奖项“学术贡献奖”之一，授予了88岁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简称“国务学院”）教授孙关宏。
得奖，稍稍打乱这位耄耋老人平静的生活。经历今年五月一场大病，他如今以在家休养为主，精神好时读上几页书，偶尔接待前来探望的学生。最近访客变多，小小的书房常常坐不下。
得奖，没有改变他一贯的谦逊和低调。复旦政治学大家辈出，孙关宏是继陈其人、王邦佐、曹沛霖后获该奖项的第四人。对此，老先生摆摆手笑言：“他们获奖是应该的，至于评到我，是没有料到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孙关宏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上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回首自己的“政治学人生”，孙关宏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这一切不为名利，却关乎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
我们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的
复旦十舍毗邻复旦，闹中取静，孙关宏与夫人陈玉华在此居住了40年。家中陈设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打理得清爽。
书房里，两排书架满满当当，要使劲才能拔出一本，其中可见孙关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编写的《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正是这一本本经典教材，为后来复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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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关宏参与编写的部分著作
谈及新学科的创立和新的学术体系的探索，孙关宏始终强调“集体的力量”：“这是我们政治学教研室集体的功劳。”
这个集体，最初的发动者只有两人：王邦佐，孙关宏。正如许多著作的封面，他们的名字总如连体婴儿般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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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左）与孙关宏
“我们一起写文章、编教材，一起奋斗搞政治学研究。但不管是谁写多写少，署名都是王老师在前面，我在后面的。”追忆昔日最亲密的战友，孙关宏双眸生辉，满是怀念。
从60年代建系初期，两人就合作带班，王邦佐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管思想政治工作；孙关宏担任班主任，管学习。后来，王邦佐当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孙关宏当副主任。两人一生至交，个性颇互补，是学术界公认的黄金搭档。
王邦佐曾开玩笑，两人的革命友谊堪比马克思与恩格斯。孙关宏则直言：“我们一起共事，王邦佐是主要决策者。他目光敏锐，有思想和远见，敢于决断。而我见识和能力平平，但不计名利，勤奋工作，积极配合。”
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他们感觉有必要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寻找了四位志同道合的老师，成立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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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孙关宏、王邦佐、郭定平、胡雨春（从左至右）在复旦政治学教研室联欢会上
1980年，两人积极行动，在上级支持下，成立了政治学专业，并从次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随之改为政治学教研室。
“ 重建政治学，让政治学科服务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
孙关宏说，恢复初期困难重重，有人认为恢复政治学是多余，愿意从事政治学的人也不多，但他们坚持了下来。终于，政治学教研室的人越来越多，事业越来越兴旺。
有学生回忆，王邦佐和孙关宏共同讲授政治学概论。王邦佐总是大步流星走进教室，讲课声音洪亮，气势磅礴。孙关宏则温文儒雅，讲课慢条斯理，语调平和，但很有分量。
很快，这个集体迎来了高光时刻——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呼吁下，1982年，复旦牵头主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名学术骨干，点燃政治学在全国恢复、发展的“星星之火”，被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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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结业留念
王邦佐晚年曾说：“我们那时候搞政治学是拼命的。”孙关宏很认可这个说法：“那时我们已经人到中年，当了18年助教，那时刚刚提讲师。没有资金，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全凭改革开放后激发起的热情，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紧跟新形势，发展新学科。”
为了办好讲习班，王邦佐、孙关宏不仅把校内有关专业的知名教授动员了起来，还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近十位上海知名学者，邀请他们授课，有的甚至拜访两三次。那时交通不便，几个月下来，孙关宏走破了一双皮鞋。
政治学应该对人的生存状况有终极关怀
与当年的大多政治学者类似，孙关宏也是半路出家。1955年，他考进复旦中文系，期间学过四门必修政治课，一定程度上算是政治理论的“启蒙”。
1960年，中文系总支书记征求孙关宏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与马列主义教育系的建设。“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孙关宏几乎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也是这一年，他与历史系毕业的王邦佐成为同事。
1961年，孙关宏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政治学培训班”，为期一年，打下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结缘政治学纯属阴差阳错，但随着时光流逝，他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发现自己“越研究政治学，越有兴趣，越有感情”。
孙关宏自称天资寻常，思维不算敏捷，真正在思想与学术以至于人生问题上有所开窍，要到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60岁左右。这个漫长的过程，起始于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号召，也离不开他始终在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西方政治学著作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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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关宏独立著作
实际上，孙关宏独立的著作只有两本——《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都是晚年整理出版的文集。他的学术思想和他对政治学领域的思考和探索，都集中反映在这两本书里。
积极参与集体项目，不代表他没有独立的学术思考。孙关宏言辞之间，时常透露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
“ 作为政治学者，不但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事业。”
孙关宏十分强调政治学的“人文性”，认为“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他多次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话：“世上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政治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
他始终关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比如如何看待“中国特色”。前些年，他还发表论文认为，在理论模式上，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世界文明是相通的，应该在学习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在价值取向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他赞成王元化的观点——“学术和思想应是分不开的，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
所谓文如其人。在孙关宏眼中，学术与做人也是统一的。学术上讲求“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做人也应当“人格高尚，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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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关宏寄语青年学子
留住青年人、培养青年人、重用青年人
回望一生，孙关宏自认做的最重要的事莫过两件。除了重建了政治学学科、主编或参与主编近10本教材，剩下的便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早在建立政治学教研室之初，已年过40岁的孙关宏和王邦佐就清醒意识到，政治学的未来要靠年轻人。
“ 我们只是打个铺垫，是过渡性人物。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把学生尽快培养出来，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
孙关宏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回忆重建政治学过往，说的最多的，就是“留住青年人、培养青年人、重用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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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关宏夫妇与部分学生合影
而要真正践行这句话，既要看得远，也要放得下。
浦兴祖是第一届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工作。政治学教研室成立，王邦佐和孙关宏动员他回教研室教政治学，后来又派他出去进修。回校后，他上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王邦佐和孙关宏又建议他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使复旦政治学在这一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1986年，王邦佐调任上海师范大学当副校长，两年后任校长。孙关宏依然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作用，让他们挑起大梁，复旦政治学的发展也越来越兴旺。当时，他们重点培养的是1981和1982级中的佼佼者。
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讲论资排辈。就这样，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复旦政治学学科顺利完成了承上启下，并形成鼓励支持年轻人的传统，学科发展欣欣向荣。
从25岁任教到65岁退休，孙关宏带过近60名硕士生和20多名博士生。而早年当过班主任的他，直到今天，手机里还有1964、1965年两届国际政治专业学生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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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64国政（6417）首任辅导员王邦佐（前左一）、班主任孙关宏（前左二）、二任辅导员潘玲娣（前左三）和毕业25周年返校聚会的部分同学合影
八九十年代，复旦政治学采取集体培养制度，而不是师父带徒弟的模式，硕士生和博士生规定的几门课，每个学生都必须听。即使学生的硕博论文由导师指导，但是也可以向其他老师请教，由此形成一个学术大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关宏的学生就更多了。
指导学生写论文，孙关宏态度开放。他从不要求学生做他的课题，也不限制选题方向。“研究生应当独立思考，具有学术创新精神。”有的选题，孙关宏了解不多，却也并不反对，而是和学生一起学习研究，指导他们遵照学术规范把论文写好。
孙关宏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师生，更是朋友，甚至亲人。刘世军、刘建军、彭勃、邹春霞、卢向国……孙关宏的小客厅，学生的身影，来来去去。有一年，春节有外地学生不回家的，孙关宏便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夫人陈玉华烧一桌菜招待。
国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回忆，孙老师和师母曾见上门的自己衣衫单薄，在自己临行时，二老找出一包厚厚的衣物塞给自己。“对于他们来说，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不能饿着冻着。”
退休后，孙关宏笔耕不辍，写回忆录、学科史。其中一篇文章讲复旦政治学发展史，发在2022年的《复旦学报》，为此他经常跑到学校档案馆查资料，还采访了几位九十多岁的老教师，在一位学生的协助下，前前后后写了四年。
直到今年，他的腿脚再不足以支撑他走到距家仅500米的学校。他的书桌上，如今放着学生林尚立前不久来探望他时送来的新书。
“仁者寿”——孙关宏八十大寿时，有学生特为其题字赠予，他将之放于书架上方收藏。这三个字不仅是后辈的真挚祝福，某种程度上，亦是孙关宏的一生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