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李零：读书与行路

今年11月，由法国碑铭与美文科学院设立的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颁给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零，以表彰他在中国出土文献特别是楚系简帛的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建树，为学界贡献了诸多富有原创性、创造性的学术成果。

在众多的“头衔”中，李零最喜欢的是“读者”和“行者”。

“我的经历，从内心讲，是放虎归山；从实际讲，是何枝可依。回头看，一句话，走向业余。”

他说自己“人生多歧路”，小学中学喜欢书法、画画、篆刻，研究生学的专业是考古和古文字，最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扎根。

他的书写给专业内外的读者，笔触和行迹则遍及“咱们的可爱的”中国。

△李零 

为了研究中国

李零在“汪德迈中国学奖”颁授仪式的答谢辞中，这样介绍自己：

我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研究中国。

在演讲和著述中，李零多次提到，研究中国，是他一生的事业。

△李零获2023年度“汪德迈中国学奖”获奖证书

△“汪德迈中国学奖”奖章

研究中国，必然关涉早期中国的历史。在李零看来，西周、秦代、汉代实现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底色，因而显得尤为重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迷上先秦诸子经典之一的《孙子》，喜欢它言简意赅，富于哲理，但并不知文献考据为何物；1968至1975年，他在内蒙、山西插队的7年时光中，常读的书则是《孙子集校》《十一家注孙子》，并尝试将《孙子》十三篇抄成长卷，寻绎全书章句的内在联系。

而李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也正是从研究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开始的。1974年，李零偶然在街上买到一本《文物》杂志，从中得知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大批汉简，内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书，十分兴奋。为了研究这一新材料，他开始从基础材料摸起，务做一网打尽的搜集。从1975年冬开始，李零在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泡了很长一阵”“一本本摸”，终于初窥治学门径。以至于后来俞伟超老师评价他说：“你在农村这么多年，全靠自学，对目录学，比北大学生还熟，不容易呀不容易。”

通过摸索他发现，和通常的印象相反，宋明以来研究《孙子》的书虽多，但多数都是为军人“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而设计的高头讲章；同时验之简本可以得知，很多校改和解释都是错误的。也正是这本书让李零学到研究整理古籍的一些基本方法，特别是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思路，“这对我后来的研究非常有用。”同时也让他观察到，古书研究，出土文献、古书引文和今本“三结合”将是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李零 

1977年，李零以研究银雀山汉简的文章投谒夏鼐先生，不但与银雀山汉简整理组取得联系，还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金文资料的整理，并于1979年考取考古所殷周铜器专业的研究生。读书期间，李零先后在《文史》《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发表文章，对战国楚国文字的研究使其入手研究战国楚帛书，1980年夏，他完成了《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写作，自此，李零的生命便与“古”字（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古代史）、与探索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紧密缠绕在一起。

学问是最大的兵法，叩开学术之门的《孙子兵法》，研究的是“人的大道理”。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是李零的辩证法，研究早期中国历史，要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而其中考古学即是“大道理”，如同星汉灿烂，浩瀚无垠；文本虽是门“小学问”，可“既入之后，但见楼观五色，重门阁道”，别有天地；考古学“五大发现”都与文字、文献史料有关，但它们后来就逐渐都融入到了考古学之中，也引导了考古学。

他还认为中国史是“小”，世界史是“大”；但他坚持“中国”的独特性，

中国，只有国家大一统，没有宗教大一统，与西方相反，这条很重要。不懂这条，读不懂中国。

他也同时相信，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史的同时，实则也在研究世界史。

△1996年，李零（左一）在北大与汉学家马克梦（左二）、同事唐晓峰（右一）合影

另一方面，海外汉学，也是李零观照中国的“它山之石”，他同法国汉学家，如杜德兰、马克、吕敏、风仪诚等皆相交多年的朋友，他很欣赏法国远东学院入乡随俗的交流方式，参加过《法国汉学》在北京的编辑工作；《波斯笔记》则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发，用“我们”的视角重新考量东西之争和世界历史。他主张一种“入山”与“出塞”结合的开阔视野：“入山”，即入于名山大川，挖掘被忽略的历史面向；“出塞”，即关注域外因素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制度的影响。

△《入山与出塞》，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二十九篇

在前辈开拓的领域里，用世界眼光读中国史，用中国眼光读世界史，一定前途无量。

成为“帮助学生做梦的人”

读研究生时，李零把沙滩、中国美术馆、灯市口一带称为“金三角”，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在其西，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其东，考古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其南：

对我来说，这是圣地。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这儿开始。

李零的这方“圣地”，也正是北京大学沙滩红楼旧址所在之处。读研究生时，他还在时长来到北大，听裘锡圭先生给研究生上古文字课，听唐作藩先生讲音韵课，此外，马克垚、俞伟超、裘锡圭、高明等老师，都曾是李零的学术领路人。俞、裘老师都帮助李零改过文章，其中俞老师给他鼓励最多，被李零称为“第一推动力”。

而关于北大的最初印象，让李零最为难忘的是1966年来到未名湖：

当时我很惊讶，天下怎么会有这等美丽的去处，假如有一天，我能……我不敢往下想。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他真的调来北大：“我就站在这儿，不是上学，而是教学生，真是想不到。”

李零来到北大任教，第一次给学生开的课便是他深耕多年的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还带领学生读《论语》《左传》《汉书·艺文志》《禹贡》等经典古书；此外，他的教学还涉及中国方术、简帛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明史等内容。1998年，他开设《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课程，结果学生来得太多，满满坐了一大教室，他不喜欢“唇焦口燥满堂灌”，希望将课程变成讨论课，于是次年将教室改换成只能容十人的小屋，结果又是来了很多人，除了本校的学生，还有外校的同学来旁听。李零认为，课堂讲授，容量太小，留不下什么记忆，于是决定用口语风格写一本讲义，为学生提供基本的思路和材料，也使自己的讲授能够“再三斟酌，反复推敲，避免重复啰嗦”，将提炼和思考变成明白易懂的文字，于是真的一字字写下来，最终结集出版。而他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兵以诈立——我读<孙子>》《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等作品，也都是从他的课堂、从在北大上课的讲义中诞生。

△李零在课堂上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但在北大教书，却教古文献，很多东西都是带着问题学，不知不觉，闯进了别人的菜园子，如历史地理、军事史、科技史、艺术史和思想史。

在北大，除了授课之外，李零还重新拾起“杂食动物”的阅读嗜好，博览群书，成为知识广博、纵横于多个知识领域的学者。进入燕园至今37年，他在此完成了《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考》等重要代表作的撰写和《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鸟儿在歌唱》《蟋蟀在堂》等七部杂文的创作。

作为老师，李零每天都会与学生们在未名湖边散步，他带学生的方式古风犹存，“更像舞雩台下和学生散步、阙里宅中和学生聊天的夫子”，一如他的研究生导师张政烺先生那样，身教重于言传，而授受则是在不经意之间。

△1996年4月15日，李零与老师张政烺先生的合影

在读书方法方面，他希望学生在进入各种专题之前，先要对材料范围有个大致了解，登临绝顶，一览群山，或如王国维“三境界”说的第一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而在具体研究方面，则是“天高任鸟飞，后面没有风筝线”，鼓励学生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他则会适时提供方向和框架上的建议。

我的理解，老师就是帮助学生做梦的人。

△李零 

而学脉相承之间，学生也与李零一同“追梦”。他对中国古代的祭祀遗址如甘泉宫、后土祠等特别有兴趣，“但这个题目太大，我只写过一点儿，给有志于此的学生开个头”。秦代到西汉的祠畴数量高达七百多所，但很多已不得其详，为此，他带学生田天在渭水流域做调查，并指导学生王睿做论文，发掘八主祠，学生们的研究，接续了李零的事业，也让他的遗憾得以弥补。

“放虎归山”入“待兔轩”

我是个读书狂。

纵使在北京到内蒙古临河、再到山西武乡的插队岁月，李零也一直带着书，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和表哥在大雪天“翻山越岭”担书的场景，而彼时他的书架，即由许多书箱组成。

书是我的药，治心病的药。读完的等于药渣，没读的还有很多。

李零认为“真正的读书大概在于忘掉学术”，他向往自由、不含任何功利地读书和东拉西扯地聊天，也因此常会想起一个词，这就是“放虎归山”。

他的书斋叫待兔轩，“待兔”之名，缘自在西高泉村挖掘时恰巧遇到一只被村民追击的野兔慌不择路而栽入其正在挖掘的古墓中：“有只兔子从天而降，落在一个民工的怀里，谁都想不到。墓是空墓，只剩骨粉和棺钉，兔子是唯一收获。”

自己乃“归山”之“虎”，在书斋中“待兔”，或许也算一种奇妙的对应。

李零感觉自己仿佛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则是他的栖息地，他在其中周游，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1988年，李零开始用“吴欣”（谐音“无心”，表示心不在焉，玩票而已）写《历史怪圈》等杂文；1996年，他的第一本杂文随笔集《放虎归山》出版。用他的话说，他写杂文是“借读闲书说闲话，冷眼向洋看世界”，比如《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是给当下的孔子热、读经热、传统文化热降温：“发烧是病。我对热，总是持怀疑态度。”感于20世纪的考古学史值得回味，他通过系统阅读相关著述，回味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世界考古和身边的考古学界，写下近六十万字的《考古笔记 疫中读书记》，他笑称这是“跟自己读个研究生”，也是他对过去学术研究的总结。

李零的杂文，和他的学术研究一样出名，被李陀戏称为“李零的读书体”。而他锻炼辞章、改造文体所形成的独特文风背后实则有“隐志”：文章需要短小精悍、语意通畅，方便读者阅读。为实现这一效果，李零会一遍遍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常称自己是“老改犯”，《兰台万卷》前后修改不下17次，即使出已出版，他还有许多新的修订，逐条逐页记下，等待再版时再订补。

75岁，还在“跑”

李零今年75岁了。

2010年，他在写给北岛的信中说：

人都要老的，早晚。我们都曾年轻，我们都会衰老。生命就像树叶，每一片和每一片都很相似。

现在的李零，把老年视为一种“体验”，年纪越大，越想重新做学生：“我在做我感兴趣的事，说我想说的话，这就够了。”

可是，他接受自己的衰老，却不接受自己停驻。出版著述超过四十部，涉及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艺术史等八个领域，他却说自己既没有奢望做一个“通人”，也没有刻意作一个“专家”，宏观的讨论或细节的考证，都只是“随着兴趣跑”。

75岁的李零，还在“跑”。

不跑路，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中国。研究中国，脚踏实地，有地理感，非常重要。

他的书是笔记，行是日记；“五岳寻仙不辞远”，他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为人生最大乐事，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他几乎跑遍。跑遗址。跑博物馆，跑考古工地，看出土文物。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到太行八陉出入孔道，再到秦皇汉武的祭祀遗址；2007年，他还追随孔子的足迹，到过孔子去过的所有地方，读大地上的《论语》。

2012年，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说“我要写本《我们的中国》”，2016年，全套四册《我们的中国》应声问世，从禹贡九州，到周秦两次大一统，使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拥有大地上的维度，卷之不盈怀，舒之横四海，历史就在脚下，四海则倾注笔端。

在考古中读地书，在书籍里见世界。中国第一部地理经典《禹贡》中所讲“禹迹”即代表天下，李零说，那是大禹治水，随山浚川，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岁月亘古悠悠，他也一步一印。

学者简介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法国碑铭与美文学院2023年度“汪德迈汉学奖”、伊朗第28届国际年度图书奖、2023年度中国伊朗学杰出学者奖获得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1977-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金文资料的整理。1979-1982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张政烺先生做殷周铜器研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主要研究领域有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代表作有《〈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中国方术（正）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华书局2006年）、《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华书局2006年）、《我们的经典》（三联书店2014年）、《我们的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万变》（三联书店2016年）、《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波斯笔记》（三联书店2019年）、《考古笔记：疫中读书记》（三联书店202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