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俊： 我和青爱工程一起走过的岁月

■ 口述：张银俊 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 记录：金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长期从事青少年艾滋病教育防治工作的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最近变得异常忙碌。她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青爱工程现任形象大使康辉的抗艾巨幅宣传画也开始在各地热闹的购物广场等人流聚集地滚动播放。刚参加完湖南省2023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回京的张银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她与艾滋病防治长达近20年的感人故事。

从青艾工程到青爱工程

做青爱工程，其实有一个慢慢摸索的过程。2006年前后，我曾在原卫生部的杂志社担任社长一职。当时，北京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我们针对这一群体做的一项调研发现，除了公众认为的学习压力大之外，大学生自杀原因44%与情感、两性关系有关。其中一位女大学生的自杀原因是：她怀疑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这个调研结果深深触动了我，我是个母亲，我也有孩子，如何能让我的孩子避免类似的伤害？必须从源头抓起。于是，成立一个社会组织来推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2006年，在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教育学会的支持下，青艾工程正式启动，当时我想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建青艾小屋。

万事开头难。我们借用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的“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用电影课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性健康教育的应用研究”课题组的名义，开始给各地的学校打电话筹集资金建小屋。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我给全国600多所学校打电话全都被一一回绝。

不光钱难筹，人也难招。曾答应要来青艾小屋工作的女孩也因为家人的反对而作罢。

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也不理解，纷纷劝我：“你这是在沙滩上建大厦！”

做青少年的性教育，就是在上游拧上了防治艾滋病的水龙头。这事儿有价值，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我来做。终于，在青艾工程首位形象大使白岩松的支持下，我们的第一间青艾小屋在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成立了。之所以叫“小屋”，是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寓意。

2009年，白岩松建议把原来的青艾工程改为青爱工程。这个名字我特别认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出于对孩子们深深的爱吗？我们给予孩子们的不就是让他们学会自爱、学会爱人吗？

青爱小屋在全国的快速发展是从2014年开始的。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各界爱心人士的热心捐赠，在2016年青爱工程启动十周年时，青爱小屋已在全国建成了625个，截至今年已经有1334个，遍及全国29个省份104个地区，直接受益人群有3000多万。性健康教育终于由原来的“禁忌教育”变成了现在青少年成长的“必要一课”。据统计，2022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例中，经性传播比例达到97.6%，说明我们当时的选择不仅是正确的并且是超前的。

从中国到联合国

今年基金会得了两个奖：一个是“爱的教育校园行”项目获得中华慈善奖；另一个是我本人获得了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颁发的“国际妇女儿童教育成就奖”，获奖理由是表彰我和我的团队在艾滋病防治教育与妇女儿童教育领域的贡献。说我们探索实践的“性教育防艾模式”，获得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预防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社会疫苗”。

获奖后，很多人问我，我们的“性教育防艾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云南盈江县开展项目时，首先选择其中一个乡的6所学校成立青爱小屋做试点，并对学校负责这个项目的老师进行专业培训，慢慢再扩大试点范围，最后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对全县的学校实现了全覆盖。为了更好地管理，基金会在盈江县所在的德宏州成立了青爱工作基地。在我们的带动下，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妇联等部门也都行动了起来，启动了云南省的青爱工程基地，与我们共建青爱小屋。就这样，短短三四年间，青爱小屋便从一个乡复制到一个县，甚至一个省。目前我们在全国累计培训的师资已达22000人次。

后来，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我们对伴随项目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比如，为了解决艾滋病孤儿的问题，我们在山西临汾资助了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养和教育艾滋病孤儿的学校的用药和健康教育指导，现在第一批学生有些已经考上了大学。在做项目期间我们还救助困境儿童35000余人。为了提高家长的“防艾”意识，我们还在青爱小屋所在的学校开设“家长课堂”。

今年，为了提高全民的“防艾”意识，我们拍摄了大型公益电影《青爱》，电影由真实人物故事改编，聚焦艾滋病患者生存现状与困境，讲述了一段关于两个少年自我救赎和被救赎的故事，主创团队和演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目前电影已经到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在明年上映。

我长期生活在中国，有朋友对我在美国获奖感到很奇怪。其实，这和艾滋病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有关，我们这个项目，联合国一直都在关注。

2015年12月，为了实现联合国在2030年实现“零艾滋”（零新发感染、零歧视、零死亡）的目标，当时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和我在北京共同发起了“天下母亲，以爱抗艾”国际公益签名活动，孩子和年轻父母成为签名活动的主力军。

2016年9月，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率团参观了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民族中学的青爱小屋，高度赞赏青爱的做法，并激动地说：“我们所从事的青少年性教育工作是最重要、最难做、最需要勇气的工作，希望我们把这些成功的经验推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与联合国有了工作上的接触，我们从2016年便开始申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机构资格，2019年终于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获得咨商地位后，基金会先后参加的与联合国相关的活动就有37次。

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次是：2017年3月13日，我参加了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1届会议并接受专题采访，对母亲教育、女性赋权等相关议题做了重点阐述。此后，我陆续参加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66、67届会议。2019年5月4日，我应邀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亚洲文明周”活动，代表亚洲女性呼吁要关注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关注妇女赋权和妇女儿童受教育等关乎亚洲发展最紧迫的问题；2022年9月，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的视频发言中，详细介绍了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取得的工作成果，并介绍了中国政府和民进系统的社会组织在西藏和新疆开展教育支边和普及防艾教育的经验……

我们以民间角度、民间语言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人权发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艾滋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就。咨商地位的获得，为基金会深度参与民间外交和全球治理提供了广阔舞台。这几年，我们收到的北京市外事部门的表扬信就有4封，称赞我们对外讲好了中国故事、北京故事，我自己觉得也挺自豪的。

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青爱工程的抗艾之路也走过了18个春秋。今年艾滋病防治活动的主题是“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零艾滋”的目标一定能完成，至少应该在我们中国率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