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高原湖泊治理，亚洲象群北迁……这所高校功不可没！《百年云大》之《彩云之巅》预告
1938年，费孝通凭借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举成名并取得了博士学位。11月15日，28岁的他来到距昆明10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
一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为何要到云南的一个小村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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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知识去更科学地认识中国，为国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是费孝通终其一生不曾改变的学术使命。
马翀炜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博士，为什么急于去乡村从事调查工作呢？就是费老自己所说的，像我这样的学者，没办法到前线上为抗战出力。但是他认为，我们未来是要建设好这个国家的，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了解这个国家。
1938年初冬和1939年暑假，费孝通两次来到大北厂村，累计进行了一百多天的实地调查。为了便于记录，他为大北厂村起了一个研究使用的学名“禄村”。之后，费孝通将两次田野调查的成果写成了《禄村农田》。
费孝通对“禄村”的调查，开创了云南大学田野调查的先河。
图：费孝通在大北厂村（第二排左二）
此时，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吴文藻受时任云大校长熊庆来之邀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随后，吴文藻又建立了一个与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费孝通负责，专门从事对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
图：吴文藻的聘任书
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工作站将办公地点搬到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魁阁。“魁阁”工作站会集了当时中国一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精英。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己任，把学术研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写出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学术著作，也形成了对云南大学影响至深的“魁阁精神”。
图：费孝通在魁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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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了解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加强民族团结，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身处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大学，也牵动着新中国领导人的思绪。
1955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前，途经昆明做短暂停留并亲临云大视察。周总理叮嘱师生们：“云南大学应该结合地方特点，加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周总理的这番话，为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紧接着，1956年，为摸清全国各民族状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大学师生配合中央民族调查团参与了傣族、彝族、白族、纳西族、佤族等多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为这次调查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之后云南大学社会学、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腾飞奠定了基础。
1996年，云南大学被列入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云大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了立足边疆、服务云南、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
高发元
云南大学 原党委书记
诸多学科当中，我们选择了基础好、特色更突出，有希望建成单项冠军的两个学科。一个是民族学，另一个是高原山地生态与生物资源学。
1999年，云南大学整合全校各学科力量，组织进行了“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2003年，调查扩大到全国范围。这不仅开创了由一所高校组织全国民族调查的先河，更为国家在新世纪制定、完善民族政策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和科学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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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学发展齐头并进的，是逐步开展的云大生态学建设。云南生物资源、生态环境优势独特，开展生物、生态学研究具有天然优势。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云南大学生态学一直策应和支撑着国家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
图：滇金丝猴
2000年，古生物学家侯先光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创立了澄江动物群研究中心，建起了云南省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
1984年7月1日，侯先光在云南澄江帽天山首次发现了生活在寒武纪早期的纳罗虫化石，为世界古生物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猜想提供了物证。他的发现让全世界认识到，5亿多年前地球生命波澜壮阔的“寒武纪大爆发”，有一幕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图：侯先光主持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项目获得200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008年6月，昆明附近被称为“高原明珠”的阳宗海被检测出砷含量超标，湖泊丧失了饮用、灌溉等实用功能，几乎成为了“死湖”。
当时已年逾古稀的云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景放下了从事半个世纪的冶金研究，带领团队“跨界”接手阳宗海治理工作，不仅恢复了阳宗海的使用功能，也为全球高原湖泊砷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图：陈景院士水治理团队在阳宗海喷洒铁盐溶液
2021年，十几头亚洲象离开栖息地西双版纳，历时一年多持续向北迁移，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整个过程中，云南大学陈明勇教授作为专家组组长，带领研究团队参与了北移象群的安全防范和管控行动，确保了亚洲象和沿线群众的安全，引导象群回到他们位于西双版纳的家园。
图：亚洲象“断鼻家族”向北迁移
“学术报国、志在为民”这是从魁阁时代就留下的精神遗产。一个世纪以来，云南大学身在西南边疆，扎根云岭大地，虽历经沧桑，却初心不改，始终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