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奋斗是近代中国银行家群体的缩影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学者、非虚构作家赵柏田出版了长篇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作者一方面运用公开出版的文献，如两卷本《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一方面埋首故纸堆，爬梳出张嘉璈手写日记等珍贵史料，在“纯然以事实为旨归，无一词一语无来历”的基础上，以朴实细致的笔触勾勒了传主一生的行藏。

在我看来，本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长久以来，大众对民国人物的兴趣聚焦在军政和文化领域，对于以张嘉璈为代表的银行家群体则缺乏关注。但实际上，他们的奋斗同样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落寞，也足以给后人以镜鉴。

1889年11月12日，张嘉璈生于上海嘉定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有兄弟八人、姊妹四人。张嘉璈后来成为银行家、实业家，为奠定中国现代银行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二哥张君劢乃思想家和政治家，二妹张幼仪则嫁给大诗人徐志摩（1921年离婚），后创办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云裳服装公司，是一位独立女性。其他兄弟姐妹也皆有所成，堪称满门俊彦。

但这并不是一个富家子一路高开高走的故事。实际上，因父亲投资失败，张家家道中落，张嘉璈只得放弃科举，转而报考一般人不愿去的上海广方言馆，接受新式教育。1906年张嘉璈考上官费生，赴日本应庆大学攻读经济学。经济拮据的他每餐只食一片鱼肉，猪肉更是每月一小片，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但张嘉璈不以为意，在著名经济学家、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的指导下，系统学习银行学、金融学、财政学，并立下“金融救国”的志向。

归国后，张嘉璈进入清政府新设立的邮传部，因办事认真颇受上司赏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迨民国建立，原本作为清王朝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张嘉璈“专业对口”，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

在上海，张嘉璈结识了李铭、陈光甫、徐新六等年轻金融家，编织了最初的人脉网。他们多出身江浙两省，故被外界目为“江浙财团”乃至“江浙财阀”。张嘉璈这辈子对“财阀”一说尤为嫌恶，辩称以中国银行界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哪里配得上“阀”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金融史，倒更像所谓财阀与各路政治势力斗法的历史。“财阀”偶有胜绩，最终仍是惨败。

第一次斗法发生在1916年5月。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拮据，为纾解困境，竟命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兑钞票、止付存款。“停兑令”一出人心惶惶，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掀起挤兑潮，市面动荡、百业萧条。命令传至中行上海分行，张嘉璈和上司宋汉章一致认为如若奉命，不仅中行信誉扫地，更会给新生的中国金融业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在张嘉璈的支持下，中行上海分行连续三天照常兑现钞票、付现应付款，并在《申报》上公开拒绝停兑令，以此赢得上海市民信任，平息了挤兑风暴。

这次斗法，28岁的张嘉璈态度坚定、勇于任事，在金融界树立起威望。1917年8月调往北京，升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后又升任总经理。

其时军阀混战愈演愈烈，他们把银行当敛财工具，强迫其为各项开销垫款。长此以往，中国银行有沦为“军阀提款机”的危险。张嘉璈痛定思痛，大力引入商股。他认为只要改变所有权结构，使商股超过官股，中行就能摆脱军阀操纵及政权更迭的影响。至1923年，商股已占中行全部股份的99.75%。无独有偶，交通银行、盐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也相继完成商股化。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是将目光对准普通市民，专注于吸收小额存款，避免同军阀打交道。

这种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在那个纸币贬值的年代，中国银行发行的京钞总体坚挺，就同其与军阀保持距离、相对独立有关。张嘉璈也利用这段时间，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则对中国银行进行改造，如成立监事会，推动采取西式会计，完善银行规章等。为提升中行职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他还主持创办了《中行月刊》和《中行生活》这两份内刊。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前，蒋介石已多次向以张嘉璈、陈光甫等为代表的“江浙财阀”伸手要钱，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把银行当小金库随意支取。张嘉璈高接低挡，渐感不支，经常在日记中吐槽当局不懂金融常识，强银行所难。

事后看，蒋介石未必全然不懂，而更可能是用这种手段将“江浙财阀”绑到自己的战车上，形成利益共同体。1927年8月和1931年12月，蒋介石有两次短暂下野而很快复出的经历，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但和继任者得不到“财阀”支持，黯然倒台不无关系。“财阀”固然不喜欢蒋，可南京国民政府在蒋的指使下逼“财阀”购买了巨额公债，蒋一旦失势，当局赖债怎么办？

饮鸩止渴的下场只能是毒发身亡。1928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试图取代中、交两行的地位。1935年，当局干脆以尚未流通的国债形式强制参股，攫取中、交两行50%的股份，随即改组管理层，张嘉璈被排挤出局。作者用惋惜的笔触写道：“他努力20余年、建立不依附于政府的独立商业银行的努力，全都付之流水。”

此后张嘉璈被“收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学者从政”潮中出任高官，历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从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张嘉璈主持的铁道部和交通部用铁路运送部队2270万人次、军需品435万吨，修筑公路约4950公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战后张嘉璈本有振兴国家的规划，无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毁灭了他的梦想。他一度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试图收拾残局，所幸及时认清现实，辞职远走美国。晚年，张嘉璈撰写《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以亲历者视角，从货币经济和财政收支的角度剖析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1979年张嘉璈病逝于美国，享年91岁。

纵观90余年的漫长人生，张嘉璈怀揣“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的理想踏足银行界，勉力促使金融和财政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为此他曾与当权者博弈，但受限于环境与时代，终究无力回天。不过，他对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改造与完善，毕竟给后来者打下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张嘉璈的努力未曾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