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伯施曼:记录中国古建第一人

《中国建筑》 [德]恩斯特·伯施曼著 赵省伟主编 夜鸣　杜卫华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随着19世纪大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西方进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为揭开东方文明古国的神秘面纱,欧洲学者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一轮大规模、全方位的中国研究活动,他们最初主要集中于汉学、宗教等人文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考古、建筑等领域。“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就是其中的代表,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建筑》,展示出百年前这位欧洲学者的中国建筑情结和见地。

三赴中国

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甚至更早。但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感性层面,有些研究者甚至从未到过中国,导致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结论。

1873年,伯施曼生于东普鲁士的梅美尔,1891年高中毕业后到夏洛腾堡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1896年进入普鲁士政府机构担任建筑与建筑工程事务的官员。1902年经印度来到中国,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天津和青岛,1904年任期结束回国。

此次驻留期间,“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式特征,在艺术性上的尽善尽美,以及与经验感知的纵深融合”,给伯施曼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萌发了“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念头”。

1906年至1909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再度来华,他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多张照片、2500多张草图、2000多张拓片和1000多页测绘记录。

伯施曼的考察路线主要“循着那些古代交通要道,不断地深入到人口稠密,几乎是最富庶地区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具体来说,伯施曼1906年冬抵达中国后,以北京为大本营考察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包括明十三陵、清东陵、承德避暑山庄等。夏末,他从清西陵经灵丘前往五台山,然后经龙泉关到定州,乘火车向南,从开封渡黄河,沿黄河向东,接着到了泰山、曲阜等地。

1908年初,伯施曼考察浙江普陀山,然后从宁波经海路回北京。他5月前往太原,考察了天龙山石窟,然后斜穿山西到潞村,从黄河拐弯处进入陕西,考察西安,登临华山。随后南下四川,到首府成都,最西到达雅州府。8月底,他从成都前往峨眉山。之后,乘船沿岷江而下,从宜昌进入湖北,从洞庭湖到长沙,在江西短暂停留。

1909年初,他考察南岳衡山,接着去了桂林,沿桂江到西江,进入广东到广州,经海路到福州。4月份,他考察杭州之后再次返回北京,随后回国。

伯施曼回德国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在中国被废除。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事务的重心也逐渐转回欧洲。1924年,伯施曼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退出,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担任中国建筑学方面的教职。

由于研究需要,伯施曼筹划再次前往中国,最终于1933年得以成行。这年9月,他抵达香港,开始了历时16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大体可分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澳门、肇庆,重点考察了鼎湖山、丹霞山、罗浮山等名山的庙宇；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及周边地区和扬州,长江周边的大运河河段以及安徽九华山。

当年年底,他参观了天目山、天台山,以及古城金华、兰溪、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在中原地区,他则造访了大量名胜古迹,如龙门石窟、白马寺、中岳嵩山。在陕西潼关和西安,大量周代、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引起了他的兴趣。1934年秋,他沿着铁路线向北去了察哈尔、绥远、包头,返程时在山西考察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

完成所有考察计划后,1935年1月8日,伯施曼从香港回到德国。这次,他终于实现了遍访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岳的梦想。

认识独到

三次中国之行,让伯施曼积累了大量的摄影、测绘素材,借助这些一手资料,他陆续出版了《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奠定了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的学术地位。

1925年,伯施曼出版了德文版《中国建筑》,该书共两卷,每卷各有10章,分别为城墙、门楼、中国厅堂、厚重的建筑、亭、塔楼、中央建筑、梁柱、屋顶装饰、正面雕刻、栏杆、台基、墙、琉璃构件、浮雕、祭坛、墓葬、石碑、牌楼、佛塔。为了排除干扰,更纯粹地认识中国建筑,伯施曼将中国建筑解构为各个要素分别加以剖析,这便是全书20章的由来。

书中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伯施曼认为门楼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北京、承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门楼进行了分析,涉及故宫宫门、明十三陵大红门、承德避暑山庄城门、安远庙山门、泰山南天门、雁门关城门以及某些民间庙宇或沿街住宅的大门。他希望“以小见大”,通过门楼来揭示中国建筑整体的设计思想。他提到,门楼大都与围墙配合存在,围合形成一个空间单元。宫殿、宫苑、皇陵等重要建筑往往由多个精心规划设计的单元组成,形成一套空间序列,指向重要建筑或圣坛。

此外,伯施曼认为中国建筑特征最为明显、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要素是厅堂。厅堂是建筑群的核心,小到棚屋,大至皇宫,厅堂无疑都是主体建筑。总体而言,中国厅堂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台基、屋身和屋顶。在西方,台基和屋顶作为表达建筑艺术的元素,为屋身服务；中国的情况则不太相同,台基和屋顶的意义似乎超出了单纯的审美,与屋身变得同等重要。伯施曼对中国建筑竖向三段式的划分,与梁思成的分类方式完全一致,沿用至今。

牌楼被西方人当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伯施曼对山东的牌楼进行了重点分析。他提到,山东是雕塑艺术之乡,由于历史的积淀,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而且至今仍具有活力。从孔子时代开始,山东的牌楼便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开间低矮宽敞、柱梁粗壮、多梁枋、石质基座厚重,次间基座合而为一,只有明间可以通行,屋顶形式简单、屋面平缓、装饰元素较长。

文明互鉴

伯施曼以“中国建筑的精髓”为标题,完成了《中国建筑》全书的结语。他认为,建筑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外在表现,而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造就了不朽的建筑艺术。

伯施曼注意到,中国建筑元素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的城市、宫殿、陵寝、庙宇中蕴含着阴阳、五行、风水、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建筑选址、布局、形制、装饰中体现着皇权、王权、神权以及家庭生活中的辈分、长幼、从属关系。对于建筑和文化的关系,伯施曼表示,“没有什么是内在的,也没有什么是外在的,因为内在的也就是外在的”,这也许就是他所要揭示的精髓。

通观全书,伯施曼在研究中国建筑时,能够兼顾木、砖、石等不同材料的建筑成就,兼顾皇家与民间不同阶层的建筑风格,兼顾华北、华中、华南不同地域的建筑差异,还兼顾城市、建筑组群、建筑单体、建筑局部不同层面的建筑视角。前人成果中频繁出现的“廷”的概念,在《中国建筑》中被淡化,代之以厅堂、亭、塔楼、中央建筑等更加具体的概念,足见他认识的深刻。

另外,伯施曼不再以孤立的眼光审视中国建筑,在他看来,中国建筑的形制、构件、材料、色彩、装饰等是统一的整体,在营造特定空间、满足使用功能、迎合宗教需求、塑造艺术形象时,各部分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建筑整体。正是这种综合的眼光,使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武断地抨击中国建筑的某一局部,总体上对中国建筑持积极看法。

当然,伯施曼的成果并非无懈可击,由于他的研究目的并非建构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学体系,从而导致他对中国建筑某些方面的分类不够严谨,存在冗余和遗漏现象,行文也略显随意。不过,这些瑕疵不会降低《中国建筑》的价值,伯施曼对中国建筑的综合研究成果仍然是空前的。

伯施曼用西方先进的建筑学研究方法,从田野考察入手,从艺术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解读中国建筑,他对建筑问题的敏锐性超过同时代其他学者。此外,他所要解答的问题不仅仅限于建筑学,他更关注背后那些形而上的内容,如宗教、文化、精神等。

《中国建筑》虽然原版为德文,不易流通,但是书中所记录的中国建筑类型丰富,图片清晰,因而受到当时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史家的广泛关注。梁思成对伯施曼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满意,他后来曾评论说:“他们没有一个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一知半解。”不过,在批评的同时,梁思成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转引过伯施曼的调查材料,毕竟伯施曼的筚路蓝缕之功总是绕不过去的。

伯施曼似乎很乐意与中国同行们交流。1932年,伯施曼通过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致函中国营造学社,并附赠他的著作《中国宝塔》,表示希望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伯施曼随后受到聘请,他的工作因此也更多被中国同行所了解。此后,他又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

伯施曼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互动过程表明,中国建筑史话语的形成并非几位先驱自说自话、孤立研究的结果,他们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也非常重要,文明的互鉴推动着学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