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回家

    夏先菊和儿子杨家鑫在见面会上合影，这是杨家鑫被拐后，他们之间的唯一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夏先菊一直随身携带着杨家鑫百天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这场重逢，主角一共两个寻亲家庭。除38岁的农民工夏先菊外，还有一对来自贵州的父母。宣布匹配成功后，那对贵州的父母冲上前去，把10多年前被拐的孩子抱得紧紧的，放声大哭。候场的夏先菊在台下想，为了给儿子留下好印象，要控制自己。

    上了台，她攥紧拳头，汗水就要溢出来，眼泪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她和儿子杨家鑫轻轻地拥抱，合了张影。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后来唯一一张合影。

    她的儿子杨家鑫是“梅姨案”中一名被拐儿童。十几年前，9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贩子拐卖，经名为“梅姨”的人卖掉。2021年12月，张维平被判死刑，“梅姨”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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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菊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但这两年，她会经常打开网站的搜索框，输入张维平和“梅姨”。每次念起这两个名字，她咬牙切齿地形容“最可恨”。

    “梅姨案”开庭审理时，她忙家里的事走不开，没去现场。“好像在电视里才看过的警匪片情节，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人家一步一步地都设计好了”，她的家庭完全没有招架能力。

    她也刷到了孙海洋的故事，觉得这样的团圆稀少而珍贵。她羡慕那些孩子回归的家庭。

    2005年，四川人夏先菊和丈夫杨东竹去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市黄埔区镇龙镇，把1岁多的儿子杨家鑫接到身边。那年的最后一天，早上7点多，杨家鑫在门口玩，附近的人都去上班了。爷爷出门10多分钟洗了下鞋，回来一看，杨家鑫不见了。

    报案后，家人给身在广州所有认识的老乡打电话，遇人便问是否见过一个小孩。街道没有监控，在地图导航尚未普及的年代，夫妻二人凭记忆寻着路牌找遍了附近村庄。

    他们一大早出门，在村里转上一圈，敲开没锁门的屋子，直到天黑离开。有时，两人错过最后一班公交，回程花200多元搭摩托车，用掉夏先菊当时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她家没攒下什么钱，平时饿了就在路边买块饼垫肚子。有次从村里回来，想煮碗面，进了公用厨房才发现自家的煤气罐被偷了，锅也生锈了。

    夏先菊瘦了10多斤。她以前快言快语，突然不怎么说话了，出门也总忘事儿，还会忘记工友的名字。有流言说她把孩子卖了，她只能解释，孩子丢的时候自己和杨东竹都不在家。

    “为什么非要夫妻两人一起出来打工？”夏先菊时常问自己。可她想多赚一点钱，给杨家鑫存着读书用。他们最初在离出租屋步行几分钟的工厂做工，那里没有五险一金，后来也没什么活儿了。夫妻二人只能去更远的地方，离家几个月，把杨家鑫留给爷爷。

    走的时候，儿子一直哭，她就抱着他一起哭。最后不得不交给老人抱，一旦放下，杨家鑫怕是会跟着他们走。这是儿子留给夏先菊的最后一个画面，在消失前的一个月。

    出事那天早晨，她刚下夜班不久，正在睡觉，接到家人电话，从宿舍床上蹿起，摔门直奔男员工宿舍找杨东竹。

    他们当时正在广州机场附近的工厂做短工，回镇龙镇要转几趟车。中间还要和老板结算欠下的工钱，从早晨拉扯到下午，才要到一笔钱，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两人从接到电话到赶回家，花了10多个小时。

    杨家鑫消失后，爷爷几天几夜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人到底去哪儿了？”杨东竹说什么，父子二人都能呛起来，信任与孩子一起丢了。

    夏先菊一度以为儿子是跑去超市买东西走丢的。超市门口，有儿子最喜欢的摇摇车，聚集了一堆小朋友。

    她无法原谅自己，接儿子来身边是她一意孤行的决定。母亲起初不同意，怕她照顾不好，是杨家鑫给了她信心。他比同龄人长得高，不用人抱，自己能蹦蹦跳跳地走路，说话也清楚，她为此骄傲。

    内心更深处的原因是，她曾是留守儿童，熟悉一个人留在老家的感受，遇上不会的作业题，身边的老人没读过书，她不知道能找谁去问。她的童年感受不到父母的存在，她不想儿子也这样。

    怀孕时，她早就想好了，是男是女都挺好，自己要带着孩子好好长大。杨家鑫的名字是杨东竹取的，寓意“杨家家和万事兴”，他把“兴”改成读音相近的“鑫”，希望阖家幸福的同时还能财源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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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菊的人生有一件最后悔的事，那便是儿子消失的时候，她不在身边。“甚至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走了”。他们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连冒充孩子的诈骗电话，都没接到过。

    一次去超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突然跑到她的眼前，抱着她的腿不走，叫了声“妈妈”。她笑着回，“你认错人啦”。等小男孩跑远，她还站在原地。

    夏先菊只在新闻里听过“人丢了”的故事。她中学毕业那年16岁，奔着表哥去了福建，有人接送。几年后，她去广东打工，走在街道上碰见过治安队巡逻，从没担心过安全问题。

    杨家鑫消失没多久，他们听房东抱怨，才知道楼上一个租户也失踪了，他的房间凌乱，门也没锁。一位老人事后回忆，出事那天租户把杨家鑫抱走，说要一起出去玩儿。但房东不知道那人的真实名字和身份信息，只记得长相。

    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在街头，夏先菊总盯着路上乞讨的小孩看，怕遇到熟悉的那张脸，更怕孩子已经残疾。她的月工资不过两三千元，总会掏出一点儿零钱给乞讨的小孩。潜意识里，她希望杨家鑫也能被善意对待。

    杨家鑫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这些年，每到农历九月，夏先菊就盯着挂历，盘算着儿子的生日，如果他在家，就能一起吃蛋糕了，想象中的蛋糕上已经有好几根蜡烛。

    她做过很多噩梦。一次，她梦到杨家鑫和她一起出门，突然从马路边跳了下去，消失不见。

    那时她已逐渐接受一个事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只和她相处了不到两年的孩子很可能不会再回来。她的心愿简化为，只要儿子还活着，健康就可以。

    有人劝夏先菊和杨东竹再生一个，他们没吭声。夏先菊觉得自己没办法专心养育另一个孩子，夫妻俩还要继续打工。

    两个人都自责，互相吐过苦水，各自觉得自己没有挣钱的本领，就算把孩子接到广州，也没有本事照料。

    后来，夏先菊和杨东竹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车间做工，她听丈夫的工友说，杨东竹上班时不怎么爱说话，回到家也只埋头吃饭。

    外出打工后，夫妻二人没回过家乡。2008年，儿子丢失的第三年，她问杨东竹要不要回老家看看，杨东竹和她商量，回去后，两人在当地做点儿本金少的小生意，养鸡养鸭搞农产品也行，总之不再外出。如果以后生活稳定，就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辞了工作，临走前，找老板拿了1000元工钱，还在厂里向汶川地震灾民捐款。当时同在广州生活的杨东竹的哥哥，仍留在当地打工——怕有人得到杨家鑫的线索找来。

    出发前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杨东竹和夏先菊说，梦见有人要杀自己，准备拿刀放到枕头下面。夏先菊知道，因为儿子的事，杨东竹的精神状态不好。

    第二天，他们一起踏上从广东开往四川的K356次列车，开车后，杨东竹说要去厕所。

    过了一站，丈夫还没回来。夏先菊一个个去敲厕所门，还用广播找人，也不见丈夫。直到后来，她被叫去广东清远辨认遗体，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最坏的一步”——杨东竹不会回来了。

    在她看来，丈夫的离开没有任何征兆。那几日，她眼泪不自知地流，人也恍惚。在儿子离开的三年后，她又一次地失去了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那年她25岁，有亲戚在谈赔偿，她忘了丈夫买过意外保险，甚至记不起来是否收到过赔付，匆匆把遗体火化了。

    铁路公安部门的现场勘查笔录和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报告显示：2008年6月16日13时40分，一位铁路工人在火车隧道内巡查时，发现了杨东竹，经分析，认为是坠车自杀身亡。

    回到四川，三口之家只剩她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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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菊觉得自己变了。她原本大大咧咧的，想什么做什么。如今，她习惯了生活也许在某一刻会突然转弯，她会事先考虑每一种可能的结尾，提前准备。

    她最终离开四川，又嫁了人。当初家人和朋友给她介绍新对象，她只有一个前提——如果杨家鑫找回来了，对方能够接受。为此，她和一些人不欢而散。现在的丈夫用一句话打动了她，“如果找到了就带回来，我们一起养”。

    她随后来的丈夫去过湖南、湖北打工，最后在重庆安家。她以前一直说话急促，声音洪亮。现在，她和女儿们细声细语。孩子们从小到大，身边没离开过人，大女儿直到小学五年级，仍有家人接送。

    2019年11月2日，“梅姨案”有了进展，杨家鑫被找到。

    接到电话时，夏先菊在一家做汽车刹车片的工厂流水线上做工，上9个小时白班，偶尔还要值夜班。她快40岁了，想多赚些钱，只能找工时更长的工作。这份工作她做了5年，待遇算好的，有五险一金，但过年只放几天假，车间总飘着粉尘。她的丈夫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灯。

    夏先菊两天两夜没睡觉，提前一天向工厂请假，从重庆坐火车去广州，早早到达现场，参加这场寻子见面会。

    她有很多设想，14年未见，她打算带着儿子像朋友一样逛街，还琢磨给儿子准备个金饰。联系她的警察见过很多认亲家庭，劝夏先菊，“做好心理准备，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夏先菊有过担心，会不会比对错了。当警方念到杨家鑫的名字，那个15岁的少年从楼梯上慢慢走上前来，夏先菊的心砰砰跳，只觉得“太像了，真的太像了，肯定是我的儿子”。

    见面会之后，母子俩在一起的时间一共不到半天，包括吃饭和接受媒体采访。有限的交流里，夏先菊告诉儿子，要多读书，多出去见人，把视野放宽。

    临别时，杨家鑫决定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夏先菊家中已有丈夫、公婆和两个孩子。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她和杨家鑫挥了挥手，没得到回应。

    下一个周日，她打电话过去，没人接，给儿子发微信，想问问学习，对话框里弹出提示，她被儿子拉黑了。

    如今，她获取儿子的消息依靠儿子的养母，他们两三个月通一次电话，但她从没和儿子直接对话。养母偶尔发来一小段文字或是几张图片、一段视频。屏幕里，儿子在洗碗、吃饭或是在郊外玩。她通过养母，留意着儿子人生中重要的节点，高考后询问成绩、毕业前叮嘱要多实习。她要过地址，想寄些衣服过去，后来想儿子可能不愿意穿，也搁置了。

    很多亲戚和她说过，杨东竹算是身边读书多的，上过县里排名前几的高中，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高考。她相信儿子有优秀的基因，小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大人忘了拿回找来的零钱，小小的他不走。

    儿子如今18岁了，在读大专。夏先菊觉得儿子的疏离也许是因为心理阴影，“梅姨案”轰动全国，杨家鑫可能已经看到新闻。夏先菊听警察说，在养家，杨家鑫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外面的小孩”。

    “梅姨案”中的另一个被拐家庭，山东人申军良在17年前丢了即将满周岁的儿子申聪，此后，他从28岁到43岁一直在寻子路上。他辞去工厂高管的工作，负债一度达数十万元。两年前，他终于找到了申聪。

    申军良接触过许多寻子家庭。他认识夏先菊，曾把杨家鑫和另外9个孩子以及“梅姨”的信息印在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上，一同发放，他还帮这些家庭把信息提供给“宝贝回家寻子网”。

    寻子路上，他见过各种家庭破裂后的故事：丢失的孩子长大成人，学历超群工作体面，但眼神闪躲，始终无法信任任何人；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被拐的孩子，加上微信后因为不会打字，口音又重，与在养父母家的孩子几乎没有沟通。

    在申军良看来，要让失散多年的孩子最终回归原生家庭，最重要的是建立强烈的情感链接——要在足够短的时间里，让孩子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否则就可能永远地丧失主动权。他说，孙海洋找到孩子后给他打过好几个咨询电话。

    截至当前，“梅姨案”中6名孩子被找回，其中4名留在养父母家。夏先菊后来得知，那个和自己同日认亲的贵州家庭，第二次赶赴养父母家提供的地址时，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杨家鑫至今没回过四川，夏先菊也不打算去追究养父母的责任——根据养父母的说法，他们是从一位离世的亲人手里接到孩子，警方也未找到交易证据。夏先菊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远方看着儿子毕业、工作、结婚、生子。

    有关从前的物件都被夏先菊封存在四川老家，只剩一张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那是儿子的百天照，杨家鑫白白净净的，穿猴子图案的黄蓝色套装，骑在玩具车上。她很少主动提起儿子。现在的丈夫，也不了解杨家鑫走丢之外的那些童年琐事。

    她后来的大女儿，从老人的口中听过哥哥的故事——“小孩不要贪吃，否则会被不认识的人骗走。”小女儿始终不明白，“这个哥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生活？”

    夏先菊又开始盯着挂历，计算着儿子的生日。她提前几天演习如何打电话，但最终总是放弃。

    她曾想通过努力，过上一种“小康生活”，攒到属于自己的房、车。她给自己起的微信昵称是“改变”，意思是“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自己也能变得比以前更坚强”。出事后，她只想过最平常的日子。她做过服务员，上过工地，当过流水线工人。

    她记得小时候，老家的老人们总爱说一句口头禅，“小姑娘都是菜籽命，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下，不由人。”她甚至有些相信，“命不好真是躲都躲不掉”。

    她很少回忆了。19岁时，在老家四川，她和杨东竹第一次见面，两人都直接，不拐弯抹角。她脾气暴，他劝她不要那么急。身边同龄的女性多数留在家乡做家庭主妇，她决定和杨东竹一起打工赚钱。

    初来广东时，工厂不算忙，每逢周末，她和杨东竹坐公交车去逛附近的商场，“像在老家赶集一样”。她在流水线上做玩具的塑胶模型，把织成块状的毛线缝成毛衣。厂里一有新玩具，她就给儿子带一个，杨家鑫最喜欢飘着雪花、小姑娘随音乐旋转的水晶球。

    母子间最温馨的画面定格在超市门口的摇摇车上，两人一起摇晃着唱起儿歌。那时夏先菊刚20岁出头，觉得“人生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东竹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