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工作的意义: 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英]詹姆斯·苏兹曼　著 蒋宗强　译 灰犀牛｜中信出版社

上个月,一则员工上班“摸鱼”被通报处罚的新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事实上,包括“摸鱼”在内,近些年冲上热搜榜的网络热词如“打工人”“996”“厕所自由”“躺平”,都如实反映了大多数现代都市年轻人的工作困境,要么工作单调、任务简单,要么工作强度大、绩效压力高,哪里有什么“工作使我快乐”?人们不禁反思,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苏兹曼在新书《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中,从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角度,描绘出从地球生命起源到智能化未来的人类工作简史。原来,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过上了工作时长远少于现在却足够充裕且闲暇的生活,而如今,我们却在费尽心力通过工作寻找快乐的意义和目的。

原始社会:

资源共享,富足悠闲

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带的朱/霍安西部落,是非洲布须曼人的一个分支,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也是人类学历史上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原住民之一。他们曾一度被19世纪的西方学者称为“活化石”,并被标榜为古老采集狩猎文明存在的最后见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詹姆斯·苏兹曼花了近30年时间前往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地,深入研究这个部落。

由于卡拉哈里沙漠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都很糟糕,所以,当其他地区的人开始踏上史诗般的科学启蒙旅程时,布须曼人遭到了历史的抛弃,一直徘徊在石器时代。跟他们的祖先一样,朱/霍安西部落直到20世纪末还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生活,与卡拉哈里沙漠的狮子、鬣狗、食蚁兽共同觅食。

也许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这种类似原始社会的生活会无比艰辛,就是一场同饥饿的持久斗争。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1963年10月加州大学人类学博士理查德·鲍谢伊·李进入卡拉哈里沙漠进行实地考察,与朱/霍安西部落近距离接触18个月后,得出结论:“自然状态下的生命不一定肮脏、野蛮和短暂”。

朱/霍安西部落成员平均每日摄入食物热量2140卡路里,高出同体格建议摄入量10%；部落的儿童和老人都会得到其他人的供养；从事狩猎采集食物的成年人,每周觅食的时间略多于17个小时,每周从事做饭、捡柴、搭建住处、制作维修工具的时间约20个小时；因为只需通过“适度努力”便可果腹,部落中的人能够有足够多的时间用于休闲,打瞌睡、做游戏或搞些原住民创作。因此,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将朱/霍安西部落称为“富足的原始社会”。

相比于理查德·鲍谢伊·李的实地考察,马歇尔·萨林斯更热衷于文献研究,而且他的兴趣点不是部落成员的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多寡,而是他们“对物质需求的节制”——“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被一大堆令人不得安宁的欲望所拖累”。

尽管人们认为种植作物和储存食物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但朱/霍安西部落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充满信心,仅仅满足于每天的食物需求,而不储存食物,任凭熟透的蔬菜瓜果腐烂在藤蔓上。这种行为令人困惑:他们为什么不在食物充盈时努力工作,以确保未来的生活更有保障呢?

人类学家认为,这恰恰揭示出狩猎采集社会特有的“资源共享型经济”。他们相信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慷慨的,未来肯定会继续赐予他们食物；自然环境与他们共享食物,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跟别人共享食物和物品。

与原始部落成员同吃同住的人类学家发现,对方会不断地向他们索要衣物、食物、工具以及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人类学家一开始以为自己很受欢迎,时间久了便紧张不安起来:自己是不是被利用了?

其实人类学家之所以被索取物品,是因为原始部落成员认为人类学家拥有值得分享的东西。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分享的义务是无限的,实行“按需共享”,确保了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无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有东西吃,稀有或贵重物品广泛流通,于是人们便没有理由为了积累财富而浪费精力。

对于珠宝、服装、乐器等贵重物品,朱/霍安西部落还有一套正式的“馈赠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会把自己收到的礼物保存太久,很快会转赠给其他人,几番转手之后,礼物最终可能会被送还到它的制作者手中。“真正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赠与的行为。”

在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人类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都过着这样的狩猎采集生活。随着农耕时代的来临,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那种绝对自信渐渐消失了。

农耕社会:

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约12000年前,人类迎来了农业革命,逐渐进入农耕社会。在詹姆斯·苏兹曼看来,从狩猎采集到粮食生产的转变具有革命性,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通过植物驯化和动物驯化,农业产出大大增加,农田和农场取代了野生动物种群。犁地、挖渠、播种、灌溉、除草,才能在收获的季节有好的收成,有足够的粮食等到下一季收获,也有足够的种子播种；带母牛去配种,期待40周后小牛犊顺利出生,小牛长大会产奶,还会生出更多的小牛,饲养规模才会不断扩大……农民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要积累过去的经验,预估未来的风险,还要做好当下每一项任务。

如果说狩猎采集者只是偶尔面对困难,农民则是经常面临困难——土壤贫瘠、疾病、饥荒、部落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资源稀缺,让他们不得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在土地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作为交易,土地的回报越大,收获越多,他们认为是努力工作使土地变得高产,这与狩猎采集者的“资源共享”有了明显不同。农民还将自己与土地之间的这种“劳动——债务”关系扩展到人际关系,直系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分享,这一范畴之外的分享被界定为“交换”,需要对方支付一定成本。

农业经过几个世纪的渐进式发展,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为什么人们如此努力工作,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吞噬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的论断,虽然他所预言的“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时,就会发生饥荒或其他形式的崩溃”并未发生,却指出了农民必须努力工作的原因,即农民清楚地知道,工作多努力,接下来的收成就有多好。当工作强度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范畴,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劳力——生育。久而久之,一块田地上劳作的人口越来越多,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导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于是便需要开垦新的土地,更加努力地工作。

当一个地方的农民能够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养活了在田间工作的人口之外还有大量盈余,城市才会出现。即便在古罗马这种最先进、最具生产力的农业文明中,工业革命之前,80%的人在田间工作,才能养活城市里20%的人——这20%的人无须为了食物而耗费时间和精力,开始探索比种地更有创造性的事情。这导致很多新行业的出现,如木工、建筑工、排水工……其中一个行业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控制了资源采购和分配的商人。在城里,物质安全不是基于粮食、能源等原材料的生产,而是基于控制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精明的商人不但获得了大量财富,还获取了足以媲美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

工业社会:

努力工作,创造价值

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质更加丰富,工作也更加忙碌。为了消除工人磨洋工现象,提高效率,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专门研究了一套管理方法。

泰勒利用口袋里随身携带的秒表做实验,仔细观察不同的工作任务并计时,以此设计工作岗位,确保工人很难浪费精力,试图把每一秒都转化成生产利润。在这样的管理方法指导下,工人们如同高速运转的自动化机器,表现出极度的耐心和服从。运用这套方法,他将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从12小时减少到92分钟。

尽管泰勒积极地为工人们争取合理的工资和假期,他认为大多数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回报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种管理法剥夺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塞缪尔·冈帕斯年轻时从荷兰移居美国,生活艰辛,他卷雪茄的手艺令顾客满意,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泰勒的管理法,认为它剥夺了工人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的权利。泰勒却认为工人工作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制造具体的产品,只有工厂才能制造产品。

二战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但世界各地的每周工作时间仍稳定维持在40小时。20世纪50年代,生产麦片的凯洛格工厂施行每周30小时工作制,竟然有四分之三的员工投票要求恢复每周40小时工作制,理由是拿到更多的钱,购买更多更好的商品。

至今,几乎所有人都被灌输“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作为良好的职业道德标准。詹姆斯·苏兹曼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即便在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如此,而且不可思议的惯例是,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

自动化技术的到来,使人类再次处于历史上一个变革时期。英国牛津大学两位学者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在2013年大胆预言:在未来20年间,美国47%的工作很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尽管目前大多数的行业尚未受到冲击,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一些单调乏味的工作,比如超市收银员。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无论工厂企业,还是家庭个人,越来越多的任务正在由算法驱动的物联网完成,至于由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共同催生的这场技术革命将如何演变,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

如果机器人代替我们去工作,我们该怎么办?毕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融为一体。

《工作的意义》这本书并未给出答案。但通过詹姆斯·苏兹曼深入研究的朱/霍安西部落,我们可以认识到现代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实际上是人类向农业过渡以及向城市迁移的产物,人工智能的挑战或许能让我们“看重目的而非手段,更看重美好之物,而非有用之物”,不再用工作定义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