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旭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科技全球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前沿科技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前沿科技多学科交叉融合和高度不确定的特性使得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显得十分重要且非常紧迫。在某些领跑的前沿科技领域，中国已无法再参考沿用西方国家传统科技治理经验，而是要充分探索、试验具有中国特色的前沿科技治理体制机制，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前沿科技既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参与到经济发展之中。对于前沿科技的治理既有助于为科技发展厘清社会利益主体关系，提高公众对于技术的科学认知，从而为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可以进一步为经济建设夯实基础，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都面临着同样的前沿科技发展的伦理困境与技术风险，且尚未形成建设性的治理框架和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尤其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前沿科技风险的治理，缺乏达成全球共识的治理标准。如果不能及时构建有效应对伦理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技治理体系，前沿科技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
同时，中国在许多前沿科技领域已逐渐从过去的“跟跑”转变为“并跑”甚至是“领跑”，已经具备探索和构建科技发展的伦理准则与治理体系的条件和能力。如果能为全球提供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对于中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争夺规则制定权，占据前沿科技持续发展的先机大有裨益。
在全球科技治理平台上发挥中国影响力
为全球前沿科技治理提供“中国方案”，首先要在科技治理规则盲区参与建设新规则。当前，我国在部分前沿科技领域已和国际顶尖科技水平“并跑”乃至“领跑”，要充分借助我国在部分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优势，在技术领域和行业标准制定上发挥权威性作用；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兴科技领域要积极发声，提出建设性意见，拓展国家和科学家共同体的影响力；在国际交流与深度合作方面，要更加积极争取主导权；此外，要充分发挥国际知名科学家的影响力，树立“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品牌效应。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应抓住这一契机发出“中国声音”，重塑中国及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正面形象。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公信力的科技治理机构
健全科技伦理审查监管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管职能，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技伦理和价值准则，完善科研项目的伦理审查与评估机制，规范伦理检查行为，建立健全相关惩处机制与法律约束。另外，还应积极建立科技治理宣传体系，对中国在科技治理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和创新经验予以充分宣传，尤其要注重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科研伦理体制机制建设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协作的成功经验。
根据前沿科技治理需要加强人才培养
开展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不断满足前沿技术发展和治理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能够连接科技知识、行业研发和市场动态的复合型人才，加速科技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推进科技治理与公共管理、伦理的协同教育，培养了解科学技术的监管者和熟悉公共治理的科学家，充分回应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争议和国际争端。此外，还应培养国际科技治理人才，鼓励复合型人才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前沿科技治理体系建设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重大科技领域国际治理体系建设的深度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