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热衷探讨美学的时候，大概是其真正走向富足的开始。从宏观背景看，这意味着美育在社会中被提升到新的地位。一份以中办、国办名义下发的文件，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另一个值得揣摩的微观现象是“县城美学”成为流行概念，而这无疑要归功于一个名叫“五条人”的乐队。
“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海丰公园只建了一个门。”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五条人”的一首歌，但只要读到这句歌词，这支乐队的形象便无比鲜活。
如果不是因为在网络综艺节目上走红，“五条人”的名字跟他们的诞生地广东海丰一样，令人十分陌生。相比广东的诸多明星城市，这座汕尾市管辖的小县城确实是低调的存在。它上一次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痕迹，可能还要追溯到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
正如澎湃新闻在评论中所说：“县城”或“小镇”与“美学”这个词的结合，有一种内在的不协调和尴尬。因此，不管“县城美学”是不是资本有意营造的概念，其受关注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县城场域与美学的疏离，或者说县城缺乏时下意义的那种“美”。
微信公众号“看理想”的观察更是通透，说“县城里没有美学，只有生活”。该文道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县城”既没有城市的繁华生活，又没有乡村的田园牧歌，往往是被忽视的，甚至有点被刻意回避了。
县城的审美到底是怎样的？是跟随着大城市的节奏亦步亦趋，还是在“朋克审美”的道路上自我放任？抑或像“五条人”所做的那样，试图在重塑自身的价值，在公共文化场域占有一席之地？
放眼到整个近现代史，县城也有耀眼的时刻。在大城市尚未全面成为经济重心的时代，很多文化大家从县城走出来，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县城的巷口，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情境。而现在，这种古典县城更多地存留于人们的浪漫想象中，古镇游则被千篇一律地复制和翻版。不客气地说，站在北京南锣鼓巷拍张照发朋友圈，如果宣称自己处于某座江南古镇，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提出异议。
与县城在文化意义上失落相对应的是，“县中模式”在十几年前就声名鹊起。公共舆论从嘲讽到宽容，从宽容到理解，期间有着太多的曲折和反复。在一篇研究“县中模式”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不无犀利地指出，作为“应试教育”的具体表现，（县中模式）现在几乎已经成了“应试教育”的代名。
必须要指出的是，“县中模式”并不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存在。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县中，非但不能像安徽毛坦厂的同行那样被一轮轮地用现代传媒的猎奇目光审视，相反，生源流失、师资不振、升学率尤其是名校录取率降低是客观事实。媒体炒作的“县中”，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造就的特殊情形。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框架下，即便在教育领域，县城也是易被忽视的“夹心层”。今年高考录取结束后，一位县级中学校长忧心忡忡地撰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调整教学思路与策略，以期在强基计划招生中争取一定空间，是县级高中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毕竟，不久前发生的另一起关于县中的尴尬事件让人们记忆犹新：浙江省浦江中学公布的清华大学贺信中，错别字数量据称高达两位数，原因当然不是清华大学的校领导没有一个好秘书，而是县城打印店和县中缺乏认真校对。
话说回来，我们这代年轻人离县城的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要么通过考学走出县城，要么拥有一个无法割舍的县城籍贯，也有部分有志者正在回归县城，瞅准这片空白地带的发展机遇。
“五条人在今年夏天走红，昭示的是更为普适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谁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说话，谁说他们能听得懂的话，他们就会和谁站在一起。”“凤凰网读书”的这篇评论给出如上论断。县城还有多少节目，会有何种审美，取决于历史的节拍，更取决于人们看待未来格局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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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钟的
编辑/黄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