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永远不会独自前行

　　当军绿色的运兵车排成一个车队，有序行驶在街道上，54岁的村民盘金良会产生某种错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岁月。那是1984年，还是民兵的他扛着担架上阵地，运送伤员。

　　清晨7点30分，两辆军用卡车和一辆救护车从南部战区陆军扫雷大队扫雷四队营区驶出，沿街摊贩和乡亲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挥手致意。这场景像极了当年。

　　这里是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邻国仅一山之隔。那场战争已经过去近40年了，战争带来的创伤至今随处可见。在猛硐乡，总能看到失去双脚，或者小腿被截去的人。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约130万枚地雷遍布161个混乱雷场，它们隐匿在农田或山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雷性能已经极不稳定，一场大雨、一块碎石，都可能导致地雷爆炸。

　　战争遗留下来的雷患，让不少村寨成了“地雷村”。猛硐乡近2万余亩耕地因雷患而撂荒，影响着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制约着当地经济建设发展。

　　杜富国参加的中越边境第三次大规模扫雷任务，自2015年启动。参加此次扫雷行动的官兵主动请战，到边境扫雷。他们是清一色的90后，27岁的杜富国只是其中的一员。

　　“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从营区前往杜富国负伤的坝子雷场途中，道路外侧以及山崖上印有骷髅标志的石碑随处可见，“雷区，禁止入内”的醒目大字，让人不寒而栗。

　　山路绵延10余公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位于老山主峰之下的坝子雷场。

　　杜富国的战友、扫雷四队官兵正在一个斜坡上搜排地雷，扫雷器发出的“滴滴”警报声，此起彼伏。

　　一旦探测到金属，在退后10厘米的地方，插上小红旗，官兵们或蹲或趴，用探雷针沿着45度角轻轻测探。确定位置后，再用小刷子慢慢刷去浮土，直到一枚地雷浮现。整个作业过程，必须谨慎细致，官兵与死神近在咫尺。

　　今年22岁的中士窦希望，与杜富国感情要好。杜富国负伤后，他日夜守护在战友床前。坝子雷场清排任务重启后，他含泪惜别杜富国，继续参加排雷作业。

　　走下雷场，摘下防爆头盔，窦希望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提到战友杜富国，他沉默许久：“他是我兄弟，他不能参加的任务，我们会帮他完成。”

　　也许是内心的伤口还没愈合，窦希望不想再重复那惨烈的一幕。作业休息时间不长，他匆匆喝上几口水，再次走上雷场。

　　雷场外，一辆军用救护车照旧守在那里，车内的军医做出随时冲锋的姿势。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说：“真希望再也用不上它。”

　　10月11日，李华健和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一起抬着担架，将负伤的杜富国抬上救护车。杜富国以微弱的声音说：“能不能把我的鞋脱了。”那一刻，李华健的心一沉，“那时他可能就感觉不到双手，想知道脚怎么样了。”

　　亲眼目睹杜富国负伤，李华健心里难过。即使在一个多月后，他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李华健的家乡就在麻栗坡，曾两次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排雷的艰险，他比谁都清楚。2015年，部队第三次接受执行维和任务时，正赶上组建扫雷队。这一次，李华健选择了“扫家乡的雷”。

　　“黎巴嫩的雷场，地雷位置都有草图，用探雷器按图索骥，像拔萝卜一样，定点清除。与黎巴嫩相比，中越边境雷场更为复杂。这，考验着扫雷军人的技术和胆魄。”李华健说。

　　危急关头，杜富国用身体护住战友艾岩。此刻雷场上的艾岩，肩负着杜富国的嘱托：替我坚守下去，我等着你们凯旋。“没有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艾岩说，“擦干眼泪，我会继续奋战。”

　　杜富国所在的五班班长刘贵涛，家在麻栗坡天保镇，从小在雷场旁长大，爷爷触雷离世，一家老小饱受雷患之苦。3年前，原本在边防连队服役的刘贵涛听到组建扫雷队的消息，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他一次次在家门口的雷场排雷，却很少回家探望：“雷患不除，何以为家？一定要让战争的伤害止于我辈。”

　　扫雷二队原教导员杜文凯出征雷场时，已达最高服役年限。为了参加扫雷，他请求超期服役。参加扫雷任务以来，他上雷场走在最前、撤下雷场走在最后，把危险留给自己，“我的军旅人生是从扫雷开始的，雷没排完，我不离开。”

　　英雄，永远不会独自前行。除了杜富国，还有更多官兵奋战在扫雷战场上。

　　“坝子雷场已彻底清排完毕，移交当地政府。”11月16日，坝子雷场验收完毕后，艾岩前往医院探望杜富国。得知战友凯旋的消息，病床上的杜富国，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相信我的战友”

　　老山主峰附近的一处山丘上，用沙袋构筑的工事和壕沟清晰可见。“地雷布在四周，机枪架在高处，手榴弹放在手边……一阵对峙过后，就形成了如今的坝子雷场。”盘金良回忆说。

　　坝子雷场海拔1400米，坡度达50度，当年的炮火停息之后，焦土上生长出野生竹林。这个季节的猛硐山区，仍是一派盎然景象，漫山的竹林既是美景，也潜伏着危险—由于竹根过密，相当于在肉眼看不到的地下铺了一层网，这些看不到的根系与地雷触发装置交织，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

　　走上雷场，官兵们两人一组，迅速进入战位。

　　排雷的第一步需要用炸药“开路”，即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11节红色爆破筒连接起来，长达6米，重量近20公斤，最前端是蓝色的拒爆筒。两名官兵像捅竹竿一样，把这个长长的“大家伙”布置在雷场中。

　　“拒爆筒触地，万一前段触雷发生爆炸，拒爆筒不会被诱爆，能够有效地保护作业官兵。”李华健说。

　　在爆破筒巨大的爆炸声中，60厘米宽的安全通道被开辟出来。官兵们接着又在不同方位开辟出几条作业通道。随后，大家穿着防护服走进雷场，脚踩通道，手持探雷器，搜索地雷。

　　为了集中精力，排雷手彼此间禁止交谈。山地高温潮湿，不到半小时，人人浑身湿透。

　　在这里，别说是地雷，哪怕一根铁钉一枚硬币，都要探测出来。探雷器探到金属，会发出“滴滴……”的声响，常人觉得并无玄机，扫雷官兵却能听出端倪。“地雷是沉闷的滴声，硬币声响强而短，铁钉声略长。”艾岩说。

　　艾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排雷时的情景：那是一枚防步兵地雷，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用了几分钟时间平复，心里紧绷着一根弦……用拇指和食指捏起这枚地雷的时候，他感觉，呼吸都快停止了。

　　艾岩说，每一次排雷，都要像第一次排雷时那般谨慎，一旦失手，生命将会定格。

　　战士汤儒回忆，他经历最惊险的一次是在马嘿雷场，当时他一手扶着背上的器材，一手握着安全绳，顺着刚开辟的一条通道向山下走去，一不小心滑了一跤，竟从覆土里踢出了一枚爆炸物……

　　“即便地雷就在眼前，也不能轻举妄动。”李华健说，还要检查有无诡异设置，为了作战需要，往往地雷下面还可能连着地雷，一碰就炸。

　　2016年6月，也是在执行边境扫雷任务过程中，扫雷三队下士程俊辉牺牲。除了定期报平安，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提及部队事的杜富国，向父亲讲了战友牺牲的事。

　　杜富国知道，虽然身处和平年代，脚下的雷场就是战场、残酷的生死场，但却一步也不肯退缩。

　　每扫完一块雷场，官兵们都会手拉手，走过每一寸土地。艾岩和杜富国曾手拉手，多次走过自己清排的雷场。

　　“我相信我的战友，我们扫过的雷场，每一寸土地都是安全的。”艾岩说，“我也相信自己，会用穿越生死的勇气坚持到底。”

　　“踏着我的脚印走”

　　扫雷官兵面对的不只是生死考验，付出的也不只是汗水与鲜血。

　　中士孟凡荣记不清自己排除过多少颗雷，但说起初上雷场的经历，他打开了话匣子：“拿着探雷器进雷场，半天不敢迈步。当时脑子里快速回旋的，是上课时的场景和书本上的理论……”孟凡荣永远记得，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的那句鼓励：“踏着我的脚印走。”

　　扫雷四队分队长张波，从西藏军区部队志愿加入扫雷队。来扫雷大队报到头一天，妻子正好随军到拉萨。得知张波又要远行，妻子默默地为他收拾行装，支持他的选择。

　　走上雷场，生死置之度外，家庭重担留给家人，扫雷官兵大都如此。

　　2015年，中士孟令冲与相恋5年的未婚妻打算年底结婚。家人将婚礼准备妥当，孟令冲听说了组建扫雷部队的消息。“从军几年，能为祖国和人民排雷是一种荣誉。”他说服了未婚妻，递交了申请书。为了扫雷，孟令冲一再推迟婚期，直到去年，俩人才牵手走进婚姻殿堂。

　　扫雷二队队长付小科的迷彩服口袋里，放着女儿写给他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你去扫雷后，我好久没见到你了。要是我有一双翅膀，能飞到你身边去看你多好啊！”这封信，付小科看了一遍又一遍，纸上已满是折痕。每次读完信，他都用防潮袋包好，小心翼翼装进口袋。

　　雷场外，下士李洋始终不肯多聊他的家人。扫雷大队官兵有个默契—微信朋友圈从不转排雷的事，跟家人打电话从不说自己在雷场上的事。

　　3年过去了，还有四分之一的扫雷官兵没跟家里说参与扫雷任务。窦希望对父母说，他在部队养猪。

　　负重前行，只为岁月静好。这群年轻的90后，经过雷场的历练，早已坦然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在生死面前，在得失面前，他们一次次用冲锋姿态征服“死亡地带”。正如杜富国的妻子王静所说：“他热爱扫雷，因为他坚信，军人的价值在战场。”

　　英雄，永不独行。杜富国的身后，许许多多人在牵挂着他，许许多多温暖汇聚在英雄周围。那天，猛硐乡的群众，颠簸了7个小时赶到医院探望杜富国。曾在边境作战中光荣负伤的战斗英雄安忠文、一等功臣王曙光、英雄山主攻营营长臧雷，特地赶到医院为他鼓劲。病房外的走廊上，总能看到有人悄悄送来的鲜花。

　　一年前，杜富国和战友排雷作业后，将再无雷患的四号洞雷场交还边疆群众。如今，雷场警示碑倒下的地方，一茬茬庄稼正在生长，等待着来年的收获。

　　在扫雷官兵眼中，这也许是边关最美的风景—在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浸染的口岸通道，满载货物的卡车川流不息；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雷场，处处呈现一派生机，处处都有欢声笑语。

　　上图：杜富国（右四）和战友手拉手，踏过中越边境一块清排完毕的雷场。杨 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