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 王岳与“庆大霉素”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声誉斐然的百年省属高等学府，福建师范大学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育人才，将前沿理论与丰富实践紧密结合，打造理论联系实践的产教融合育人平台。 在2022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官微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为您讲述我校师生深化产教融合，开展科学研究的动人故事。
人物介绍
王岳，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 汉族，福建闽侯人。1949年3月任福建协和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0年4月，任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校之一）教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华东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主任。在我国首创发表了粪便在厌氧条件下产生沼气过程的一系列变化的论著。 共发表了 60 多篇（部）科研论著和译作，主编了《抗生素》一书。 1965年，他在我国率先开始从小单孢菌中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领域。 1966年，他和助手从小单孢菌中分离到闻名全国的“庆大霉素”产生菌， “庆大霉素”由此诞生。 庆大霉素的发现和应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少数几个标志性的自主创新医药成果之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将我国抗生素研究、生产推向一个崭新阶段，为我国医药界做出重大贡献。
扎根民间，刻苦钻研展头角
王岳出生于一个世代经营烟铺的小康之家，先后就读于烟台山间的福州英华中学和三一中学。 1937 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该系攻读研究生兼任助教。抗战中，他在西南联大植物生理组从事科研工作，后在成都华西大学化学系教学。
早在学生时期，王岳就十分关心我国农村的卫生事业，开始系统地研究我国农村粪便的科学处理； 后来在教学之余，他也常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他曾探索出粪便在厌氧条件下产生沼气的过程和提取方法，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引起了国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注意。1941年8月，他赴美国新泽西州的洛格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在抗生素研究先驱、链霉素和新霉素的发现者、195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瓦格斯曼教授的指导下，王岳经过三年的刻苦钻研，完成全部研究课题，1943年以优异成绩取得研究生学位，获得SIGMX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受聘为美国默克药厂化学治疗研究所研究员。 在美国学习期间 ，他的导师瓦格斯曼教授很器重他 ，劝他留在美国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 ，并给他提供优厚的就业和科研条件 。
当时，国内抗战未结束，人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贫穷落后的中国并没有一个适合科学家安心科研的环境。
但王岳看到，因为贫穷和战乱，很多老百姓生病受伤却无法得到药物的有效医治而逝去，这让他极为痛心。 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得不到救治，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又何从谈起呢？ 为了报效国家，1944年，王岳毅然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先后在中央卫生实验院等地任职、任教，并继续进行农村卫生和农业发展的研究，为其发展提出不少建议和意见。
可是国民党当局对他的研究成果根本不重视，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成了泡影。 他感叹自己十年寒窗最终“一事无成”。
科学救国，“庆大霉素”创历史
全国解放后，王岳迎来了新机遇。
1949年1月，王岳被聘任为福建研究院研究员； 3月，又转任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校之一）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0年4月，改任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华东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主任。
解放初期，当时正是世界各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的黄金时期，而国内却极度缺乏抗生素药品。 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把抗生素作为战备物资，对我国实行禁运。 为填补祖国医药学上的空白，王岳向福建师范学院领导提出研究抗生素的设想。 他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校党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1953 年，他在福建师范学院首创抗生素研究室，带领助手们在福州市与古田县两地分离了数百株放线菌，启动了抗生素产生菌的筛选工作。
研究室成立初期，设备十分简陋。 他因陋就简，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助手们为筛选抗生素进行艰辛的研究。 1955 年，王岳和团队发现，在福州岭后山坟墓土壤中分离到的一株放线菌可产生类似放线菌素的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细菌有很强的抑菌效果，他们将之命名为放线菌素“ 23-21 ”，并提取结晶样品。 他们还发现该抗生素用于治疗 Ewing' s 肿瘤有一定效果。 随后，他们在全国第一次抗生素学术会上作了详尽的报告，报告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 23-21 ”抗生素成为我国自行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
此后他们继续在福建及其他地方分离放线菌，并不断探讨新方法，先后筛选到抗肿瘤抗生素 “ A-18 ”、四烯类抗生素“ 62-1 ”、紫霉素 (39-56) 、缠霉素等多种抗生素。
1965年，王岳在我国率先开启从小单孢菌中寻找新抗生素的研究领域。 这便是后来的 “庆大霉素”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最开始只有3人，虽然后来增加到11人，可是无数的困难向他们袭来。 没有实验室，他们自己动手将一个旧走廊用黄土、石灰、竹篾混合材料垒成围墙，隔出一间简陋的实验室。 实验室里没有专用鞋，他们就用木屐代替实验室专用鞋，因为木屐可以放进热水里蒸煮消毒灭菌。 试验要求霉菌在33.5摄氏度恒温条件下发酵，没有恒温机，他们就动手自己造。
研制“庆大霉素”的关键，是要从众多广谱菌种中筛选出庆大霉素的“小单孢菌”。 因它是融水性的水生微生物，多生长于各种湖泊底部的淤泥中。 为此，科研团队走遍了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小湖泊，提取各种湖底淤泥样本。 福州的西湖和城里的温泉、福清的东张水库以及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1966年，王岳和助手从一把取自福州西湖湖心亭的泥土中分离出“小单孢菌”，它产生的抗生素正是Gentamicin。1969年，“庆大霉素”正式投产，因 读音正好与“Gentamicin”相似，这个名称便一直沿用未改。 经临床验证，庆大霉素对于枪伤、烧伤等战伤感染具有良好疗效。 庆大霉素是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中抗菌谱较广的广谱抗生素，临床疗效较为满意，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因此于上世纪70—80年代在国内获得了广泛应用。 据统计，自投产到1985年，全国有40家工厂生产，产量达868吨，产值在10亿元以上。
1980年，王岳和他的助手又成功地制备了庆大霉素C族各单组分的国家标准品，为我国庆大霉素产品出口提供了质量保证。到2012年，年产量达到850吨，其中出口400余吨。
“庆大霉素”是中国人第一个独立自主研制的广谱抗菌素，高效低毒，能够弥补青霉素、链霉素的不足，而且过敏反应发生少，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国内应用十分广泛，拯救了万千的中国病人。它将我国抗生素研究、生产推向一个崭新阶段，为我国医药界做出重大贡献。
而此时，王岳已经坚定了把医用抗生素作为长远的研究方向，努力发展抗菌素研究的新领域。
奋斗不已，教学科研两不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岳担任了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并兼任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侨大学教授； 当选为福建省科协常务理事，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还曾被评为福建省职工劳动模范。1978年，他参加审编的《抗生素生物理化特性》一书和庆大霉素的研究成果都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王岳既从事科研工作又从事教学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福建微生物研究所不断开创科研新局面。 他坚定 “科研必须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经常深入省内外有关工厂，在生产实践中寻找科研课题，提出改革意见，签订了30多个技术协作项目。他还培养研究生、进修生，对他们因材施教，着重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事业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他治学严谨，不断更新知识。在他的认真教诲、精心指导下，许多学生成为国内科研、教学和建设的骨干。
王岳教授的学生程元荣，是当时王岳庆大霉素课题组重要成员之一。那时他才 20几岁，是一名助教，现主持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工作。他从王岳教授身上感受到了身为科研人的拼搏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科研的格局。“要从纷繁复杂的菌种中寻找出小单孢菌很不容易。 ”程元荣回忆起当时的科研场景，仍十分感慨：“那时没有培养实验用的菌种培养基，我们就自己动手配置。这些培养基原料必须从鱼腹里采取，我就骑着自行车到鱼店去采集原料。 夏天实验室没有空调，所有研究人员打着赤膊，穿着裤衩上阵，实验室充满了鱼体内采下原料的腥臭味。 ”
“庆大霉素”提取出来后，程元荣首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他用研制的针剂注入自己体内，发现自己患有的急性肾盂肾炎被治愈，由此证明了新药的有效性。尽管当时自己的月工资才57元，程元荣仍自掏腰包，花 24.8 元买了2瓶进口“庆大霉素”，用于比对国产新药 。
1982 年，在王岳的带领下，团队又先后从小单孢菌分离到了疗效更高、更为安全的新抗生素——紫苏霉素和武夷霉素的产生菌。1980年代初，在镰刀菌中筛选到产生免疫抑制剂环孢素，这是一种在临床器官移植抗异体排斥的重要药物，后经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不断努力，终于投产并通过美国国家食品药品局认准，成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免疫抑制剂产品，产值超过亿元。1983年，王岳和他的助手又找到当代用于器官移植的新型免疫抑制剂——环孢菌素的产生菌，后又找到几种胃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菌，这些新发现，引起全国医药界的强烈反响，大大推动了我国器官移植和免疫学基础研究的开展，把我国抗生素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领域，并产生深远影响。
1984年，王岳发现自己患了晚期胃癌，但他认为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为自己提出“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座右铭。1985年9月7日，他在福州逝世，享年70岁。
王岳用自己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奉献证明了自己的初心不变，他曾由衷地说：“三十年来的科研实践证明，科研必须由党来领导，只有按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研究，结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研究，科研才不会迷失方向”。
传承创新，“庆大霉素”展新机
我校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深切期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聚焦国家战略需要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在学科交叉融合、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上迈出坚定步伐，不断创新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路径。矢志“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家国情怀，已深深植进福建师范大学的发展历史。
在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办公楼走廊和实验楼，师生们都会看到宣传栏上王岳和庆大霉素的故事。这个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师生，“为国家和人民做好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延续传承下来。
“庆大霉素”仍是使用广泛的抗生素， 但 细菌的耐药性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传统抗生素的杀菌效率可能随着细菌耐药性提高而减弱。为了让“庆大霉素”更符合现代医疗的需求，我校生 生命科学学院的付新苗研究员带领他的团队开始对“庆大霉素”展开了新的探索——让庆大霉素为代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实现更高的杀菌效率，并发展了多种增效减毒的方法。2020年2月，付新苗研究员领导的细菌耐药课题组，以福建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和主要通讯作者单位，在国际顶级生物学期刊《mBio》上在线发表了以庆大霉素为代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增效减毒”的新方法：快速冰冻（液氮，10秒），能将多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杀菌效率提高百倍到百万倍不等，同时其药物暴露时间降低到一分钟，研究还揭示了这种独特的“增效减毒”新方法的作用机制，将为开发出应用于临床和动物疾病防治的方法提供重要参考。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福建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建设经费的支持。
本次采访中，付新苗手里拿着厚厚一沓关于王岳及其科研工作的著作和相关报道，对王岳的故事可谓是如数家珍，他向我们吐露了心声：“我们的研究是在传承中创新，希望能接过王岳等前辈们科技自主创新的火炬，让庆大霉素等传统抗生素再现辉煌。”今天的福建师大人正紧握接力棒，扎根基层、协同创新，奋力谱写新时代科研创新和产教融合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