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对话《南京传》，文学与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2020年，他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北京传》，在《北京传》中，邱华栋以时间为线索，细述北京城的前世今生。“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三千年，城市像地衣一样，紧紧附着在大地上生长。风云变幻，王朝更迭，旧城的废墟上不断“长出”新城。新城又在时间之茧中再度磨砺、蜕变。5月21日晚，邱华栋携新作《北京传》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与《南京传》作者叶兆言、评论家何平展开了一场“如何书写伟大城市”的南北对话。

文学与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

近几年，随着叶兆言《南京传》、孔见《海南岛传》、叶曙明《广州传》、胡野秋《深圳传》以及徐风展现江南文化变迁的《江南繁荒录》等作品的出版，融汇文学笔法与非虚构创作旨趣的城市传记不断给文坛带来惊喜。这其中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就是邱华栋的《北京传》。

当时译林出版的《伦敦传》广受好评，刚刚写完一部长篇的叶兆言也想调整下写作节奏，便受老友、译林出版社原社长顾爱彬之邀，写一部《伦敦传》那样的城市传记，于是签下了《南京传》的合同。 而2017年的夏天，当时邱华栋正在读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有一天见到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聊天中说了一句“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一星期韩敬群就把合同给寄来了，还预付了一点稿费"，邱华栋说。

除序章和终章外，《北京传》从第一章3000年前的西周蓟城和燕都，到第十一章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展望，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邱华栋完成了一次对北京城市历史沿革、建筑规划和人文记忆的巡礼。其中既有史料的爬梳，也有感性的经验体悟。不过在邱华栋最初的构想中，是想写一本规模更大、更具个人化体验的《北京传》。但因工作繁忙，两年的时间才写出了这本 20 万字的《北京传》，“希望再过几年，等我退休了或者有时间了，我把那个 80 万字的《北京传》写出来。”

叶兆言直言不讳，全世界的作家其实都是差不多，每个人写自己的城市还是图方便。“邱华栋选择北京，是因为他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了，写着方便。我们两个其实真正的主业是写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虚构对于他来说是更重要的，写这种所谓的非虚构，某种意义上是属于玩票的性质，是向世人证明我能写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虚荣心的表达。”

北京和南京都有着数千年的建城史，史料可谓浩瀚驳杂。选择什么样的材料为城市立传，体现了作家的眼界和精神立场。在何平看来，如果说叶兆言的《南京传》侧重于“历史上的人和事”，那么《北京传》则主要着眼于城市空间结构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邱华栋说：" 梳理北京城的历史，它最早是春秋时期蓟国的首都蓟城，到了战国，是燕国的都城。汉代是广阳郡的郡治，相当于一个省和州府之间的行政区划。到了唐代，它是幽州，一个边境城市。辽代和金代，是五京之一。后来是元大都 …… 城市的位置、空间在不断地在移动、改变。结构上，采取了主章 + 副章的写法，主章写城市主体结构的变化，副章是选一些点，来突出这个年代北京城的特点。比如金代最突出的是燕京八景，这个说法是金章宗提出的。到了清末民国，东交民巷就很重要了，因为它涉及到跟西方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

以个人的眼光来写城市传记，是一种致敬

《南京传》比《北京传》先出版，邱华栋说看了《南京传》后，启发了他要去做减法。“《南京传》选取的历史和人物，体现了叶老师对历史的一种人文的、犀利的甚至是饱含激情的判断，还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了。但我写的时候，把我藏起来了，突然发现舞台本身空空荡荡，我用零度情感去呈现。在下一步扩写《北京传》时，我要向叶老师学习，要填充这些东西。”

叶兆言认为，南京和北京这两个城市，特别适合于用来说中国故事，就是角度不一样，" 北京是中国的中心，特别适合于叙述大一统江山的历史。南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一个备胎。汉人在黄河流域失败了，就逃到南京这个地方来。所以南京的故事，诉说出来的是汉故事。北京的历史叙述出来，是中国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认同北京，就是认同我们大一统的中华民族。这是很大的区别。"

叶兆言是这样评价《北京传》的：以空间变化来描述北京城，使得整本书是开放的，在阅读的时候，越往后走，越能获得北京的鲜活印象，感受到这个城市内在的生命，而不仅仅是 " 紫禁城 " 这样一个简单的城市符号。他在写《南京传》时，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不能把城市写成符号。在邱华栋看来，我们有幸生活在南京也好，生活在北京也好，我们必然要对你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内心的一种爱，甚至是隐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那种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是无法表述的，所以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作家去写以一种新地方志的手法，以个人的眼光，个人的语言来写城市传记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是一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