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主管 中国青年报社主办
文化
2020
09/07
11:14

秦汉与罗马

作者:潘岳 来源:中国网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绢本设色,纵165厘米,横106.5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绘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对追随多年的臣子论功行赏的情形。刘邦与项羽不同,后者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30],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31]。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32];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33];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34]。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为什么能“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最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5]。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36]。“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37]。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8]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39]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40]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赀选”。这与罗马开端相似,都是“贵+富”政治。但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41]。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荐,就要治“大不敬之罪”。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四十天,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问策”,则要七个月之久。但这个折腾很值。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春秋》而成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秦朝基层都是法吏,会用严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从此,地方的郡守、县令,不仅要负责治理,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

  刘彻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县“六条问事”[42]。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43]。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蓬莱”,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44];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45]。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虽拜董仲舒为师学儒,但更加推崇黄老道家,更加喜欢自由放任的商业社会,更加赞许文景的“无为而治”。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46],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宫刑之后,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47];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48];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49]。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历史相当于中国人的“宗教”,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对一切事物都要评点一番。拿两汉臣道为例,霍光、王莽、诸葛亮都是势可倾国的权臣,在士民心中评点完全不同。王莽虽号称儒家,但其篡汉是为私而不为公;霍光出于公心两易皇帝,但为人太霸道;诸葛亮虽然国弱,但不寻求割据,宁可失败也要“王业不偏安”。是为公还是为私、是维护大一统还是搞分裂,士民心里如同明镜。史书这么写,戏词也这么编。大道高悬,各种人都逃不过“道”的评判。军阀也要有“道”。如曹操虽对汉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自辩。至于像董卓这类无道无术的土匪军阀,就如乱雨浮云而不值一评了。

【责任编辑:董志成】

162天的重生路

2020-09-04 10:40:40

好的书店,会是都市的学习中心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09-01 14:22:19

皇帝服装上的龙图腾“升职记”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09-01 14:19:48

鲁迅说,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09-01 14:32:46

最早的“中国”在这里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08-20 17:05:01

“紫禁城建成600年纪念券”发行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0-08-20 17: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