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梅
我不会在诗写到一半时死去——兰波确信。为此，他后半生放弃了写作。
巴恩斯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先他而去。他想象过自己离世的情形，相信“在我的弥留之际，没有人会去取我的196c型号IBM打字机，因为我相信我的妻子根本搬不动它”。
死亡是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关于死亡的记忆。
我记得父亲穿着孝服扑倒在祖母的灵前，哭喊：“妈，你走了，我咋办！”那时，我和弟弟都小，葬礼留给我们的是游戏似的模仿：弟弟把几个苹果摆在床头，学着父亲的样子跪拜，叫喊，两个人笑成一团，歪倒在床上。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那年的中秋节，我很偶然地回了趟家，没想到几天后，父亲就病危。也许是天意吧，留我陪他。尽管在心里，我早就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可当它突然来临时，依然手足无措。
父亲早就认不出我来，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将他禁锢在床上。开始还能谈话，说着说着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再后来，就听不懂他说什么了。“人老了，就这样啊。”那更像是安慰自己。可他真的不老啊，那么好强能干的一个人，突然就与这个世界隔离，被孤独地抛弃在幽暗之地，他要是知道了，心里该是怎样的惊恐和不甘？
每个人都设想过自己老了的样子，都想象过死亡，明知它们最终到来，却一直躲避。因为害怕，因为惶恐，因为不愿。我不断地在父亲的病危通知单上签字，一边和母亲商定，不做最后的插管治疗；一边拿着病例报告找朋友找其他医生，站在其他医院的ICU门口，期待专家说“能治”。不过是肺炎啊，怎么就救不了呢？心里知道，病根不在这里。严重的脑萎缩，让父亲的各个器官不再正常运行，他一步步地离我而去。
我们想凭借一己单薄之力，阻挡死神强大的碾碎一切的脚步。其实，早就见识过它的狰狞。我的中学同学，前一天，我们还在参加越野赛，嘻嘻哈哈地加油呐喊；后一天，就得知他自杀的消息。没有人正式说原由，一切都是流传，可那张桌子从此少了一个人。
少年时对死亡的感受更多是抽象的，以至于漠然。我参观过医学院，十几岁的年纪。冬天，天黑得早，从解剖室阴暗的走廊经过，男生躲在一边吓我们。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梦里都有长长的走不完的黑走廊，恐慌中惊醒。
在书里，我读到，小时候的福楼拜时常爬上窗外的架子，看父亲指导他的学生解剖尸体。这样一个从小见惯死亡的人，在得知自己的好友去世时，依然无法接受。他剪下亡友一绺头发交给他的遗孀，帮着把尸体放进裹尸布，等殡仪员来运棺材时，吻了吻朋友的太阳穴。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刻：“一旦你吻过死者的额头，你的唇上便会永远留下印记。”
我看着仪器上的心动波慢慢变成一条直线，和母亲一起给父亲穿上衣服，签收死亡证明，给殡仪馆打电话……像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直至在墓地，突然意识到，父亲以后就躺在地下了，那个小小的方寸之地，他会不会冷啊……
巴恩斯说，当他亲吻死去的母亲的额头时，并没有苦涩的感受。那时，他52岁了，已经看到慢慢逼近的死亡的影子。他知道，“书写死亡并没有减少或增添我对死亡的恐惧”。有人曾经问他，愿不愿意为一本探讨死亡的书接受采访，他拒绝了，因为不希望对自己以后可能需要的东西喋喋不休。而实际上，死亡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关于死亡的原初选择（尽管在死亡面前，我们又一次别无选择），到底是无知不是有知？你是愿意接到死亡闹铃，还是继续安眠在无知的榻上？”
作家给出了答案——对我来说，恰恰是死亡以骇人的事实定义了生命。除非你时常意识到死，否则你不可能懂得生命的真谛。可他依然惧怕死亡，会在夜里突然感到焦虑、惊恐，用拳头捶打枕头，一个劲儿哭喊：“哦，不！”何止他一个？左拉也曾从睡梦中惊醒，“像炮弹一样从床上惊跳而起，坠入对死亡的恐惧中”。
尽管早有预知，死亡还是会突如其来。亲人的，朋友的，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就像是在等一个电话，死神的来电，通知一场意料之中却难以接受的别离。在父亲的墓地，我细细读过逝者的墓碑，大体都是类似的内容，不同的是生卒日期。细算他们的年龄，好些人都还那么年轻，心里便有些释然。父亲没有过他的70岁生日，还差两天。他比好些逝者都年长，我也比他们年长。
我们还不习惯写讣告，也不会“先上讣告，后上天堂”。我倒希望，有人能讲讲逝者的故事，就像写讣告专栏的玛里琳一样。她给那么多人写过讣告，甚至还写过《讣告作者的讣告》，读者打趣她：“我一定不能让她比我先死，不然就找不到更适合的人给我写讣告了。”妙趣横生的讣告里，死亡显得不再沉重。
时不时，就会看到死亡的脸。我们努力面对死亡，并从书里寻找坦然以对的方式。在《恩宠与勇气：超越死亡》《生命最后的读书会》或者《最好的告别》里，学会与死亡和解。
“不能让对死亡的恐惧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我们必须让自己熟悉这种恐惧，一个办法就是将它写下来”——巴恩斯写下了《没什么好怕的》，以此对抗死亡的恐惧。他重复福克纳的话：作家的讣告应该是这样的：“他写作，然后去世”。
那时，妻子还在身边，陪着他。后来，在《生命的层级》里，他记下那些孑然伤痛，以此告别爱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