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

　　漫画：徐简

用上大学来衡量上升通道，有点刻舟求剑

廖保平

    这两年，听闻太多“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的感叹和讨论，感觉如今穷人家的孩子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

    猛一看，似乎确实如此，20年前，一个农家孩子可以通过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命运，现在，一个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可能拿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泥瓦工。在就业困难的年头，还有可能一毕业就失业，这大大地刺痛了农村家长和孩子，“读书无用论”颇有市场。

    确实，仅仅看读书改变个体命运的作用，现在不光不如20年前，更不如科举时代。20年前，农家孩子考上大学，立即成为社会精英，包分配工作，拿铁饭碗，获得相当体面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这拨儿人现在应该成了各业各业的领导者。

    而在科举时代，一旦考中举人或进士，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鲤鱼飞跃龙门，不只是成为社会之精英，更是国家之栋梁，其地位之尊荣，生活之改善，让人眼热。

    但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直上云霄的改变，却看不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现实。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产生过数百万名举人，近11万名进士，700多名状元。如此漫长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人口，这区区数百万人因读书科考上升，岂止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的上升通道确实是直线升腾，但绝对堪称“狭窄”！

    这种感受我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高考，当年广西高考的录取率是11∶1，即11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只有一人被大学录取，而所谓的大学，还包括非常不起眼的专科学校。

    那一年，北师大中文系在广西只招两个学生，而且还是民族班，我有幸被录取。事后想想真后怕，你要把那么多竞争者挤掉，才得到一个名额，自己杀出的真不亚于一条“血路”。

    对于这样一条上升的通道，哪怕它真的让人一夜鱼跃龙门，我也觉得是残酷的。如果有更多的选择，我为何一定要走这条独木桥呢？可是在20年前，一个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农家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此途别无选择。

    即便我终于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城市里买房买车，成家立业，也未必就成了“贵子”。除非是地位和财富几何级数增长，比如科举时代的一步登天，大部分寒门子弟要成为显贵，在太平世道里需要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积累。就好比我父亲勤苦劳作，方能供我上大学，为我垫一块石头，我才会投入更多，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其垫一块石头。

    如果说在科举时代，最重要的通道是科考，在战争年代是当兵，在没有扩招之前是考大学，那么今天的市场化时代，人们上升的通道要多得多，可以经商，可以创业，也可以读书读到头……无论怎样，读书考大学不再、也不应该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

    看看中国当今富豪榜上的富豪出身就能发现，像马云、许家印、刘强东、雷军、曹德旺等，都是寒门子弟，是商业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寒门的出路，成为他们上升的重要通道。

    再看看欧美或日韩富豪榜上的名单，你会发现，除了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科技新贵的创始人，不少确实出身寒门、普通人家，更多的则是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人家一出生就坐在塔尖上，那才叫一个阶层固化。

    我们再看看那些在互联网里倒腾的三教九流，快手里、直播市场中……那些并没有读太多书的农村人、小镇青年，正在用他们的所长赚到以前从未敢想象的钱，改变着自己的底层命运。我相信，是商业、是互联网赋予了或是激活了每个人的能量，让他有机会冲出无路之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上升的通道，但在过去，人们上升的通道是单一且狭窄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上升的众多通道被打开，我们仍然用读书上大学来作为衡量人们上升通道的标准，有点刻舟求剑了，失之偏颇。

    退一步讲，当一个社会趋于长期的稳定，大的机会风口减少之后，进入所谓的“红海”社会，那么“阶层固化”就会成为社会特征之一，如果社会基本的公平公正没有受到损害，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危机。相反，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流动越快越不正常，是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时，最应该落脚于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给予人们更多选择机会，而不是别的。

除了房子 “中产”的你可能一无所有

熊志

    不管你是否承认，作为一种社会情绪，阶层固化的出现首先是时代进步的产物。

    在计划经济年代，身份社会一统天下，大院子弟和农二代，其位置被死死地钉在了父辈的身份坐标里。彼时的阶层，可谓铁板一块，坚如磐石，但没有人说阶层固化。因为阶层固化的概念和流动性相伴生，流动的可能性都没有，自然无所谓固化，所有的社会位置都是编排好的。

    所以，人们所抱怨的阶层固化，准确来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经历了重新洗牌的活跃流动期，如今又趋向于封闭的现象。其积极的一面是：大起大落、不断催生暴发户的时代过去了，市场经济趋于稳定；但消极的一面是：它是改革的产物，而制度的残骸作为日积月累的历史遗留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清理。改革红利的共享中，下层群体往往成为局外人。

    最典型的是户口问题。在一线城市，本地户籍就是无形资产，它的稀缺度决定了这种资产对于外来者的获取难度。户籍之上，捆绑着教育、社保机制等，这使得它在阶层划分上的权重增加了不少。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本质目的是把这种非市场的力量降到最低。对权力的监督，也是遵循的同样的逻辑，以防它沦为“官二代”的起跑护航工具。

    以市场为标准进行区分，是为了防止在反对阶层固化时的越界。毕竟，绝对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父辈们希望能决定子女的下限，或者为后者的晋升兜底，否则，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奋斗都将失去意义。关键在于，在人脉、资源、眼界等上，普通家庭的二代有没有可能追赶，或者说追赶的代价有多大？

    如果不是“10岁当公安”那种扭曲的外力，在纯市场的范畴里，阶层与阶层的差距未必有那么可怕，它首先是个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但如前所述，问题恰恰在于，市场之外的那套财富分配机制力量过于强大，导致在资产配置上，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了手段上的天壤之别。底层群体除了把子女送进毛坦厂中学寒窗苦读，基本别无出路。

    房价很能说明问题。像我这种农二代，虽然在一线城市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但购房置业还是要两代人的积蓄。在一轮轮的涨价潮里，资本收割财富，如探囊取物般。即便普通家庭，投资一套房产，资产增值的速度也足够惊人。不断增值的房产造就了一批批千万富豪，这是种以常规的工资收入无法算计和追赶的资产配置模式。于是，伴随着资本的高速流动，买不买得起房甚至有没有及时买房形成了阶层的分野。在资产总量的占有上，阶层被重新定义。

    房地产泡沫，强大的造梦、造富能力，让阶层的逾越变得容易，变得简单粗暴了很多。但是，底层无法享受这种红利，而且其本身是市场扭曲的产物。这种资产配置方式让阶层变得脆断。所以，哪怕登上了高速行驶的房价列车，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依然会压力重重，焦虑不安。

    以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社会流动性未必是今不如昔，也没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回到不那么固化的昨天。阶层固化的焦虑，更多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上——底层缺乏保障生存的足够有力的兜底机制，中产抗风险能力不强，富人为时世多变而忧心忡忡。

    在某种程度上，比看不到希望更可怕的是梦想成真以后旋即破灭。正因如此，中产阶层才被视作社会的稳定器，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阶层的掉落。但很显然，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阶层固化：体制的还是人性的？

马少华

    如果要对“阶层固化”作一个事实判断（是否发生，程度如何）的话，那么，确定的标准是什么呢？除了论争双方各自简单枚举的个案和个人有限的观察感受，反映普遍现象的论据又在哪里呢？

    所以，“阶层固化”，也许不是一个在事实层面可以简单干脆地得出结论，从而一下子让对方闭嘴的话题。凡是投入到这场讨论中的人，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么，一个议题难以确认基本事实，就失去了讨论乃至关注的价值了吗？

    当然不是，而且也不会。

    “阶层固化”是一个社会整体的议题。人们关注这个议题，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的关注。那些忧心于这个议题的人们，往往已经从自己的观察或生活中得到了与此相关的客观真实信息。我想，这是我们对这个议题，乃至对这个议题下的不同观点，应当先有的态度。人们说到的阶层固化，即使是一种警世的危言也有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那种否定存在“阶层固化”的观点，尽管其初衷是担心人们失去奋斗的信心，也决不应当漠视人们对奋斗机会、奋斗回报的忧心——就像“失去奋斗，房产再多我们也将无家可归”这样的表达在强调奋斗价值的同时，却可能漠视了奋斗中的年轻人对住房的热情一样。

    从认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看到，简单枚举的论据，其论证效果是有限的，它们可能已经使讨论陷入僵局。我们应当放弃在简单枚举的论据之上轻率建立普遍判断的自信。但却不放弃通过开放的、可自我修正的讨论，逐步收获点滴共识，收获积极的社会效果。

    那么，除了可靠的普遍性数据，又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讨论摆脱“个案僵局”呢？我觉得，应当看看个案背后是什么？在个别的、不确定的事物之中，有什么普遍的、稳定的东西？

    马云、王卫、刘强东，这几个成功者的极少数个案，固然不足以作为判断阶层是否固化的充分根据。但是，他们成功的道路都提示了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市场。他们都是在市场上从底层一路奋斗成功的。在当代中国，市场是与体制相对的，更广阔、更活跃，也更充满机会的领域。通常看来，它也比体制更难以“固化”。在这个意义上，马云、王卫、刘强东，甚至加上王宝强，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可以作出普遍性判断的“比例”——足够大或微不足道，而是某种“性质”。

    市场的“性质”，天然具有广度、深度和活跃度。它不只在高端成就马云还有那几位；也在中端、低端改变更多的人。正是因为有了比体制更为开阔的劳动用工市场，我在河北农村老家一个表妹的儿子，虽然只是考入了一家“三本”高校，在北京的边上上学，毕业后还是得以进入北京的一家信息企业谋职；而同样来自河北农村的表妹的女儿，也在转了几家企业打工的过程中通过了自学考试，现在在中关村一家互联网企业做财务。他们在北京还没有住房和户口，离马云、王卫、刘强东远着呢，也不能作为阶层没有固化的论据。但是，他们却通过自己的努力，经由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穿越了我与他们之间的“阶层隔板”——即：我生下来就是城里人，而他们生下来就是农村人。

    这种“阶层隔板”是体制性的，它目前还包含福利政策差异，但它至少在“物理距离”上被这两个年轻人穿越了。他们还年轻，只要这个社会保持着市场化，只要平等、开阔的市场空间逐渐取代被体制隔绝的空间，他们就有机会缩小与我之间的距离。当然，我和这两位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也许根本就谈不到是“阶层”。我也不愿意承认这是“阶层”。但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之间的所谓“阶层”，恐怕都不是指自己与马云、王卫、刘强东、王宝强之间的差距吧？

    如果说“阶层固化”可能有一些分散存在的、个体感知性的判断标准的话，那么，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恰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其中的一个标准，那就是：如果我在一所国内较好的高校中，在我自己的教室里，还能够不断看到来自农村地区、贫寒家庭的学生，我自己就难以确定阶层已经固化了。因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古今中外不都是人们穿越社会“阶层”的通道吗？

    当然，正如人们所担心的，他们即使上了大学也不能保证一定改变命运，穿越阶层，因为阶层固化可能就表现在没有权势家庭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或好工作。但我们谈到的这种“权势”，难道不是体制性的吗？

    当然，即使是在市场上，人们也会有固化阶层的倾向。最明显的作为遗产的资本。人们也会通过市场化（因而差异化）的教育把自己的资产优势注入到子女的教育中。这种固化倾向，就是人的本性了。

    我们可能需要先搞清楚：社会要警惕和防止的阶层固化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体制性的，还是人性的？然后再考虑：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

    而就我自己来说，我之所以“固化”在现在的“阶层”上，而没有能够“向上流动”，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的原因：是意志力和奋斗的冲动不足，而不是别的。

    流水线上的残酷青春：奋斗还有意义吗

    小海

    青年，我觉得这两个字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原来认为只要自己还算是青年，就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应该有很大上升空间。当我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季节，特意空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回想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之路，内心翻江倒海，唏嘘、哽咽、困惑、愤怒与蹉跎，占据着我全身每一个正日渐枯萎的年轻细胞。

    我在15岁那年初中还未毕业就辍学在家，到16岁夏天南下深圳打工，中间差不多半年多时间无所事事。其间有一个多月是在县城的一个技校度过的，同学中学电脑、电焊的居多。我对电子类东西从小就没有太多兴趣，所以就在妈妈的建议下学了缝纫机。

    交了七八百块钱的学费，踩了一个月的废布，就算是毕业了。大概过了四五个月，学校给村上有电话的一户人家打电话转告我说，要出去工作了，但需要交1200多元钱，介绍工作费路费都算在一起。爸爸卖了好几架车子粮食，那时候在农村大多数都是现花钱现卖东西，凑够了钱交给学校，我就和一大批几乎都是第一次出家门的同学一起坐车去深圳了。

    爸爸骑自行车送我去县城，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都忍着点儿，好好干”。我第一次坐火车，身体的不适与煎熬在30多个小时后才算告一段落。我们坐那一班车只到惠州，再从惠州转大巴。没想到坐上了黑大巴，最后终于在半路拦了一辆车到了深圳一个叫横港的小镇。我们稀里糊涂地进了一家电子厂，工资三四百元一个月，几乎没有休息，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如果不太忙的话，第二天就放假一天。还好那时候年轻，加班到十一二点也不知道累。

    第一次上夜班是极其难熬的。我本来在二楼装配部，但因为一楼注塑部缺人，我便被调了过去。我的任务是用小刀刮刚加工出来的收音机的塑料壳子，因为打瞌睡，结果锋利的刀片将手指头削了个口子，忍着痛撑到了下班，手指头已经发炎肿起来，疼得怎么都睡不着。就那样干了一年多，一个月几乎上30天班，每一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到离开那个厂，我的月工资也没有超过600元。就那样忙碌着孤独着幻想着在广东度过了懵懂迷茫的4年青春时光。

    2007年，我去了宁波，找工作屡屡受挫后，最后还是重操旧业，继续踩平车做衣服。这一待又是4年。2011年我去了苏州，一心想着换份工作，可花了两个多月找工作一无所获后，又不得不干起老本行。一直都想逃离，但最后都是毫无改变。2015年下半年我去了郑州，之后一年又来到北京，中间的故事无法叙述也不愿重提，都是在迷茫、矛盾，困惑与挣扎中度过，内心的孤独、失落、忧伤与愤怒仿佛从未减少过。

    刚开始去南方打工时，我反感人家叫我小孩子，现在，居然已经成了大龄单身青年。城市、车间、流水线、工作账本、工资单与宿舍、食堂和人才市场，组成了我认识世界的经度与纬度。14年，宝贵无价的青春时光，我把它献给了工厂，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制造垃圾。

    上升到更高阶层对我而言是天方夜谭。至今，我还是一无所有，到一个新的城市，找一份新的工作，重新又回到了原点，我的生命似乎在周而复始地空转，只不过我早已不再年轻。

    当一切青春的、活跃的、富有生命创造力的细胞像天上陨落的星星一样化成碎石块，才恍然领略到夸父追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都在太阳下疯跑着追逐着，只是早已忘了岁月是把无情的杀猪刀。同学们做什么的都有，钢筋工、打磨工、做设计、全职妈妈……各自将青春的华丽外衣脱了下来。我们对自己所遭受的艰辛往往浑然不觉，因为大家早已经适应了。生活对我这样的群体来说只是生存，但逝去的时光终究是回不来了，青年的生活也正离我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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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煜：我的老家在湖南汨罗的乡下，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靠种田为生的农民。我爷爷因为上世纪50年代参加国家铁路建设，在工作中吃苦耐劳，实现了由农民向工人的转换。我的父亲下过乡，当过兵，赶上招警，他通过政审、笔试、面试，最终成为一名人民警察。2001年，我自己也通过恶补文化和体能，一路过关斩将考试，最终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个人的命运固然和时代大背景有关，但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是最关键的。

　　@陆杰：阶层流动的通道不仅在变窄，而且还装上了一个个隐形的“单向活门”。较低阶层的人想要向上爬，不光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还要善于抓住人生中的关键机遇。而中高阶层的人则可以通过手中资源，让自己以及家人稳居现有阶层。资源很少，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掌握，就像“伪楚”这个概念很偏，很少人知道。

　　@未茗：难道没有人觉得社会阶层固化能出精英吗？西方有三代以内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的说法，我们说的书香门第也是这个道理。精英阶层的出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的，说白了，一下子窜上去的人为什么叫暴发户，因为他在某方面达到了精英标准，但其他方面没达到，所以给人感觉很浮夸。阶层固化也有好处，没必要一棍子打死吧……

　　@马得清：古代的政治及其文化精英基本来源是世袭和人才选拔制度。社会精英阶层总随着政权的稳定而固化，且越是稳定越是固化，由此形成精英利益集团，加剧对资源的控制。古代阶层固化的过程就是统治阶层凭借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人事等资源，使得人才关系利益化，导致人才逐渐依附于权贵，难以单单凭借才华走入上升的阶梯。中国式裙带关系及权力腐败，也阻碍了更多人才正常上升。

　　@窑匠：在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阶层流动的通道变窄”并不成立。总体上大家都在往上流动。就拿我国在主板上市的公司来说，不是正越来越多吗？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再说，之前大家都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现如今有几个农民在种田？倒是很多城里人想回归农村户口而不得。其实，值得控诉的不是“阶层流动的通道变窄”，而是那些把持并利用公共资源谋私利的人。

　　@一苇杭河：我在参加公务员面试的时候，偶然看到有考生与工作人员很熟，就注意了下。现场公布结果，面试成绩果然很高。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陈海、侯亮平毕业进省检察院，祁同伟进乡司法所，就可略窥阶层固化造成的影响。我的一位学长当过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回乡任教，至今仍是中学教师，另一学长留区委，现在已是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