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打好蓝天保卫战，经济、技术是关键

    作者：王海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在《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对治理空气污染的高度重视凸显无遗。报告的第七部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共838字，其中治理空气污染部分计534字，占64%，足见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空气污染对人民安居、社会稳定的威胁，深切体察到民之所忧，高度重视空气污染治理，这些非常鼓舞人心。

    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严格环境执法和督查问责。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落实目标需努力

    总理在报告里指出要“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有效缓解弃水、弃风、弃光状况”、“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基本淘汰黄标车，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专项整治”，这些措施精确指向我国空气污染的病灶：燃煤污染和燃油污染。可是过去一些年我们的工作实践说明，要做到这些，难度不小。

    比如，散煤治理涉及到国内几千万个城乡家庭，如何能保证让它们迅速而且不可逆地从烧煤取暖、做饭改为烧气、用电，或者采用清洁、高效的燃煤器具？这是个大难题。某些地方尽管做了大量工作，调用了大量政府人财物力资源，也不能持久地解决好这一难题。即便短时抑制，之后也常反弹。

    再如，如何解决弃水、弃风、弃光以救“火”的现象，以落实总理提出的“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三弃”现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自我封闭，设立藩篱，阻断清洁能源的跨省跨地区流通。它们之所以不愿意引入清洁电力，是因为如果在本地建一个大型火力发电厂，可以创造成千上万个直接就业岗位，电厂周边还会出现更多就业机会，此外，电厂还能够为当地提供可观税收，以及为当地的工业产值、GDP、居民收入做出重要贡献。相反，如果从外地输入电力，不论是煤电，还是风电、水电、水电，对当地经济、社会的直接好处不大。因此，近年来一些省份一面抵制外省清洁电力，一面纷纷上马煤电项目，而且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还会愈演愈烈。

    治霾呼唤新思路

    从2013年初京津冀地区雾霾问题的大爆发至今，四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虽然经过艰苦努力，我们的治霾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可否认国内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依然严重，这也正是总理此次强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原由。

    近几年来我们经历了“APEC蓝”、“阅兵蓝”。为了它们的出现，政府和人民做出了巨大努力，包括相关地方的各级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是，那些“蓝”总不能持久，重污染天气总是很快就卷土重来未可知。这说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并不是治理雾霾的长效机制。我们的治霾必须改变思路。

    趋利避害是一切理性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本能。通常只有当能从参与治霾中得到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经济收益，而不参与治霾，则会遭受切切实实的损失，个人和群体才会坚持站在维护洁净空气这一边，而不会时时滑向治霾的对立面。

    煤炭和石油消费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治理雾霾的关键，就是最终要让能源消费者觉得燃煤、燃油不划算，而清洁能源的价格很有吸引力，这样消费者才会发自内心地拥抱清洁能源，治理空气污染的工作才能不断推进。

    既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又抓消费端治霾

    能源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减少肮脏的、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能源供应。这主要涉及到石油和煤炭清洁化程度的提高。近年来在经过多轮品质升级之后，国内燃油污染问题已大大缓解，而劣质煤炭燃烧造成的空气污染依然严重。因此要治霾，首先要治煤。

    煤炭消费者数量庞大，在消费端抓燃煤治理很难避免挂一漏万。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调整工作思路，改为主要抓源头即煤炭生产环节。基本措施可包括：严格管理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的煤炭的品质，对煤炭的含硫量等相关污染物指标，可以分阶段提高要求，对产品达不到标准的煤炭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罚；在对煤炭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基础上，再开征污染税，并逐步提高其税率，污染物指标越高的煤炭征收的污染税越重，在源头就降低煤炭尤其是污染物含量高的煤炭作为一种能源商品的竞争力。由于环境保护税的税率过低，它对燃煤污染的威慑作用将比较有限。以电煤为例，据测算电厂脱硫成本约为每千克两元，脱硝成本约为每千克五元，均高于环保税每千克1.26元的税率水平。为充分发挥征税对治霾的作用，需要另外开征污染税。

    在抓源头的同时，治理燃煤污染还必须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提高煤价会大幅增加燃煤电厂的成本，它们不可能都能迅速改为燃烧天然气，但同时承担着保障人民生活和各类生产活动用电的责任。为了做到在治理空气污染的同时保证社会稳定，政府应该按照实际发电量的多少对燃煤电厂提供补贴，同时帮助它们逐渐改用清洁能源做燃料。对煤制油、煤化工、煤制气等煤炭清洁化利用项目，也应根据它们的实际产出来进行一定标准的补贴，以部分缓解煤价上涨带给它们的成本负担。

    强调抓源头，不等于漠视消费终端的污染治理。煤改气、煤改电、清洁炉具的推广等工作需要大力推进。

    同样，在消费环节对燃油的节约或替代正在为我国的治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比如，互联网约车有效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空驶现象，又如，共享单车让人们较短距离的出行更方便，并让都市里汽车的活动减少。它们都有效减轻了城市的道路污染。互联网约车和共享单车之所以能成为现实，互联网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都功不可没。为了催生出更多类似的创新，政府应该通过完善绿色金融制度等，给予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政府治霾意志坚定、不可动摇，这让我们充满必胜信心。不过，要打好蓝天保卫战，有信心还不够，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其中强大的经济激励和持续的技术进步当是我们成功治理空气污染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