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众多欧美歌手去世的消息里，切斯特·贝宁顿无疑对内地乐迷冲击最大。
据外媒消息，林肯公园主唱切斯特·贝宁顿（Chester Bennington）于7月20日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41岁。就在他被发现死亡数分钟前，乐团发布了新单曲《Talking To Myself》。
随后，各种猜测纷至而来，轻生原因众说纷纭，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11岁儿子泰勒1个月前的手写字条叮咛便能推测出切斯特·贝宁顿长期受抑郁困扰，有轻声念头。这是无法从表面参透的个人心理状态。
在试图理解每个人的“失去”和“挣扎”的同时，更希望将目光聚焦抑郁病及国内患病者这一群体。
沉默的大多数
之前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多来自于新闻报道。无论是张国荣还是乔任梁，名人因抑郁症离世，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重视抑郁症，另一方面这也产生了一部分的误区，抑郁症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病，社会精英，至少是头脑复杂的文化人，才容易得这个病。而这是个误解。
尽管抑郁症成因复杂，许多先行研究的结论在方向趋于一致：抑郁症由复杂的社会、心理、遗传和生理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并会带来器质性改变。而多项研究已经验证，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2011年，美国盖洛普福利健康指数通过对全美近29万成人调查发现，贫困人口中超过三成在一定程度上患有抑郁症，而这个数字在非贫困人口中的比例为15.8%。贫穷向生活发起赤裸裸的挑衅。
这意味着，新一代在网络上漫不经心刷屏的 “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玩笑话，实际上并非全无道理。
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540万例，患者家庭贫困率达57.2%。
另有WHO同期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对中国50万男性和女性的全国性调查，重度抑郁症与居住在农村和低收入状态呈正相关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会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还有高校的贫困生，抑郁症的发病概率也极高。
是的，中国患抑郁症的最大人群，其实是穷人。在底层，在农村，在社会大变迁面前。担心被时代抛弃的人，因焦虑、惶恐、绝望，都有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
贫困使人抑郁，抑郁又使人更加贫困，二者相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只是这部分群体的局促和惶恐，可能很少被人看到，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无助的大多数
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是雪上加霜的另一个原因。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相对优越快乐，他们得了忧郁症，异乎寻常的痛苦相对容易被察觉，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抑郁症状会被掩盖。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终都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
其次，相当薄弱的中国基层精神健康医疗服务使得抑郁病人求医和确诊变得困难 。
四处奔波求医，却因小城市医生、设备水平低下，多次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诸如此类因地方精神科发展迟缓而“被耽误”的案例，实在比比皆是。在国内的绝大部分二线城市和县级市，都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更落后的甚至在正规综合医院里都找不到像样的精神科。
仍是根据WHO的数据，2014年，中国约有2.3万名精神科医生，则每10万人共享1.7名精神科医生，而每10万美国人，则有12名精神科医生。在中国，极少有护士和社区工作人员有精神病学经验，而与其他专科医生相比，精神病医生收入低，社会地位低。
而羞辱和污名，更是妨碍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患者换的诊断和治疗的因素：一名精神病医生曾向记者透露，在每年的自杀人群中，80%-90%患有精神疾病。各类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约占17%。其中仅30%会选择就医，且这30%多数是行为异常到家人无法控制，才会被强制送到精神科。剩余的70%呢？几乎无人知晓。
有一种意见，认为媒体在大量报道自杀事件时，提及“抑郁”或者是“心理疾病”是贴上标签。与其说是贴标签，不如说是“承认”——承认它带来足够的重视，带来药物和心理的治疗，也减少了许多自以为是的评判，而透过这张标签，还有另一层的承认——也许我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就是它作为一份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存在于生命经验之中的痛苦。
封面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