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民众参加悼念枪击案遇难者的守夜活动。John Locher/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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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斯琪/文
上周末，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和俄亥俄州代顿市分别发生了两起严重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本周一，美国各大主流纸媒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两起事件的相关报道。在头版照片的选择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大部分媒体都选择了民众为遇难者哀悼的画面。
8月5日《纽约时报》头版一共刊登了三张关于枪击案的照片，分别是在代顿市为遇难者哀悼的民众，埃尔帕索市一处教堂中为遇难者守夜的人们，以及得克萨斯州州警在枪击案发生地执勤。
如今，我们似乎越来越难在主流媒体上看到悲剧发生的第一现场和受害者们的形象。美国学者杰西卡·菲什曼（Jessica M. Fishman）曾就此问题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死亡造就新闻：媒体如何审查和呈现死者》。她搜集了美国主流媒体近30年刊登的新闻摄影照片，并采访了在《洛杉矶时报》《纽约邮报》《纽约时报》任职的20多位编辑和摄影记者。菲什曼发现，对于那些发生在美国国内的自然灾害或恶性事件， 美国主流媒体往往会选择刊登幸存者、民众哀悼、工作中救援人员以及灾后重建的场景，而非事件现场或遇难者的照片，因为那样的图像会“因令人不安而受到谴责”。
菲什曼以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为例，尽管有约2000人在这次灾难中丧生，摄影记者也拍摄到了许多灾难现场的伤亡画面，但在《波士顿环球报》对卡特里娜飓风报道的头14天里，报纸上没有刊登一张死者的照片，甚至没有尸体袋的照片。在文字报道中，记者给出了伤亡数据和对灾难现场受害者的描述；在视觉报道中，编辑则更倾向于为读者呈现一个团结在一起哀悼的国家，而非那些真实的、令人恐慌或心碎的画面。
美国媒体也经常发布象征“美国力量”的照片，比如这张：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士兵扛着一面从灾民家中找到的美国国旗。Ted Soqui/摄 图片来源：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相反地，对于那些发生在美国境外的事件，尤其是在受害者是外国人的情况下，美国媒体在视觉报道上有着另一套标准——被刊登出来的照片直击悲剧现场，甚至不避讳死亡的画面。今年6月24日，摄影师Julia Le Duc拍下非法移民马丁内斯和他年仅2岁的女儿试图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偷渡时溺亡的场景。这张照片先是在墨西哥《每日报》（La Jornada）上刊登，并在网上广为流传，紧接着，它登上了6月26日《纽约时报》的头版。
这张照片在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比起文字报道或事件边缘的图像，偷渡者遗体的照片显然更加直击人心，美墨边境政策带来的现实问题不言自明。照片中的死者之一是年仅2岁的儿童，更加深了这一事件的悲剧色彩，令人想要探究其背后的故事，并增加了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的资深媒体作家Jack Shafer在评论中写道，这张照片为媒体过去一年一直追寻的“边境故事”赋予了视觉上的维度，它如同2015年在土耳其海岸上淹死的叙利亚男孩一样， 成为了 “中美洲移民的视觉符号” 。
受害者的照片往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刺激，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甚至可能推动历史的发展。1955年，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被种族主义者谋杀后，他的母亲让摄影师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拍下葬礼上埃米特遗体的照片，并发表在面向非裔美国人的杂志《Jet Magazine》上，引起社会激烈讨论，被认为是民权运动的导火索之一；1972年，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拍下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浑身赤裸沿着公路奔跑的照片《战火中的女孩》并发表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头版，激起人们的反战情绪，一举获得来年的普利策奖和“荷赛”年度照片。
埃米特·蒂尔的母亲在他的灵柩前痛哭。出自《时代周刊》“100 photographs: Emmett Till”短片截图。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选择将受害者的照片呈现在大众眼前，其评判标准往往也会引发人们的质疑。 这样的曝光是否会对受害者及其亲人造成二次伤害？图像的新闻价值是否超越了死者的隐私权？ 使用这类图像获得更多关注和更快传播，是否是一种消费受害者的行为？此外，这类照片摆拍造假的争议也从未停止。
2015年9月，土耳其道安通讯社摄影记者Nilufer Demir在土耳其博德鲁姆海滩上拍摄的叙利亚男孩尸体照片。 包括他在内的12名叙利亚难民试图先来到土耳其海滩，然后乘橡皮船偷渡到希腊。 该照片发布后，曾陷入摄影记者移动尸体、摆拍造假的争议。
过度的曝光，也许换不来 这些受害者形象在人们脑海中长久的停留。美国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Nicole Smith Dahmen认为，这些人类遭受苦难的新闻画面往往只会引发读者短时的情感反映，我们看到的伤亡画面越多，对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所抱有的同情心反而会减少。
如何合理谨慎、适时适度地使用受害者的照片，使其在新闻伦理、新闻价值、视觉表达和情感共鸣上达到平衡，是许多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社交媒体时代，对于如何看待受害者照片，人们进行着各种新的讨论和尝试。今年4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的学生发起“我的最后一张照片”（#MyLastShot）活动。1999年，这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击者在内的15人身亡。20年后的今天，科伦拜中学的学生们发起这项活动，提出如果有一天被枪杀，希望媒体可以公开他们的死亡照片，借此警醒人们重视枪支管控和校园安全问题。
“以前，那些枪击案受害人的照片只能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但我们希望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照片。”这项活动的发起人，17岁的凯莉·泰纳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作为伴随着社交媒体成长的一代人，他们更习惯于通过网络构建自己的叙事。而且，考虑到对隐私的限制，年轻人被枪击的图像更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传播。许多人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枪击案现场的影像时感叹其恐怖，但凯莉认为，这就是枪支暴力的真实情况，足够的冲击才能开启、推动对问题的讨论。
这场活动像是一种以图像作为阵地的宣言，“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这些图像永远不再出现。”凯莉说。
编辑| 李峥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