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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雷的《成都》唱进大街小巷的那一年，我去了趟成都。民谣歌手是小酒馆的标配，但令我浮想联翩的却只有成都的茶馆。
民谚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足见“坐茶馆”之于成都市民文化的重要性。在快有百年历史的腌卤店“盘飧市”点一份卤货，店家先上的却是一盅盖碗茶；隔日去太古里的网红店，景德镇的青花瓷碗也是标配。
历史学者王笛写过多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而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茶馆》，恰好在成都。
很多城市都有一条仿古的步行街，卖小吃杂货，也有文创小店，游人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都要去走一遭，似乎这样就能感受到城市的昨日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而这本《茶馆》就陈列在宽窄巷子的一家小店里，和许多描写成都历史、介绍景点的书挨在一起，这倒是个巧遇了。购得书后，店主还提供敲章服务。对，就是那种粘上红色印泥、努力按压后产生的作品。作为“景点”的标识，这个章是由上下结构的“宽窄”二字构成，远看字形结构很像一座牌坊的外观，看来设计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游人如织的网红城市——这大概就是成都的“今天”了。然而，王笛要从中寻找的，却是隔着数十年光阴的成都“过去”，即民谚里“一城居民半茶客”的成都。
《茶馆》有一个副题是“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成都历来多的是茶馆，成都人也爱坐茶馆。于是，不起眼的小茶馆，就成了成都人孕育地方文化的消费空间。茶馆开张前一晚，要举行仪式，称“洗茶碗”或“亮堂”；茶馆一天的生意也有忙闲之分，忙时称“打涌堂”，闲时称“吊堂”。穷人买不起茶，可以买白开水，茶馆允许顾客自己带茶叶到茶馆，只需要付开水钱便可，称“免底”或叫“玻璃”。这些充满智慧的民间俗语，何尝不是茶文化外显的隐喻呢？
王笛从学术的角度写茶馆，既讲坐茶馆、吃闲茶的消遣，也谈及茶馆里的戏班子与早期的娱乐样态；既说明茶馆这个小本生意的经营状况，也论及茶社业工会与地方文化。他试图以茶馆为媒介，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考察成都人坐茶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作为一本500多页的研究专著，《茶馆》读来却并不费劲。上个世纪初，街头茶馆林立的成都，似乎伴随着作者的讲述，缓缓浮现在眼前。
王笛的《茶馆》对成都茶馆的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馆术语、顾客言行等茶馆文化之展示都有很详尽的记述。从书中窥探，成都的茶馆就如同《武林外传》里的同福客栈，自成一个江湖。同福客栈里有武功高强的江湖侠客，成都的茶馆里，则多好摆“茶碗阵”的“袍哥”。前年，王笛又出版了《袍哥》一书，对《茶馆》里粗粗提及的这一群体有更加详尽的论述。
有趣的是，关于“坐茶馆”一说，汪曾祺在文章里专门写过。虽然写的不是成都，但茶馆文化自有其共性。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昆明也多茶馆。本地人同四川人一样，只说“坐茶馆”，但北京的学生去了后，创造了“泡茶馆”一词。“泡”是北京话，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他有位陆姓同学，就是“泡茶馆”的冠军。
在那个年代，可以想见一碗茶并不贵，因而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茶客们为茶而来，也为茶馆里的人际往来、文化娱乐、信息交流而来。
回到今日，现在的成都依旧不缺茶馆。宽窄巷子里，仿古建筑漆着红色新漆，伪装成过去的式样，店家用高大的八仙桌和川地的变脸绝技招徕顾客。令人想起往昔的茶馆，也是这般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茶馆还在，娱乐依旧。只不过，人声鼎沸的茶馆里，操着外地口音的游客成为座上宾，异乡的味蕾赶来凑热闹，本地的茶茶水水，只不过是“到此一游”的纪念品。游人行色匆匆，是没有耐心在茶馆里泡上一整天的。
又或者，大可不必如此悲观。去过成都的游客都知道，这里各个景点必备“掏耳朵”项目，已连同景观本身成为成都一景了。据说“挖耳”这一服务，在晚清的河边茶铺里就很流行了，百年以来长盛不衰。尽管今时今日的茶馆不复往昔，但一盅盖碗茶里，想必无意间也继承了不少往日遗风。
后来，这一趟成都行，我还附带着走了趟乐山。乘船看完乐山大佛后，我曾骑车沿着河边闲逛。沿河有一些小茶摊，自然不似成都的茶馆亮堂气派，但也人气颇旺。老头老太坐在竹椅子上打着牌，颇有一番闲适感。不知怎的，这个画面，倒让人想起了《茶馆》这本书里写的那种往日的茶馆。在这些还没游客涉足的小茶摊，本地人依然保留着喝茶的习惯，或许这要更接近于茶馆的本味。
小茶馆的消弭与茶馆的流变，又何尝不是成都社会文化流变的一个缩影。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岁月如何变迁，茶馆始终会是川地市民文化的一部分。
身为游客，下一次再去成都，就坐一整天茶馆吧！我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