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北京的合影（图中白衣者为虎哥，右一为老兵）。
老兵在修理车队车辆。
车队在作业间隙休息，右一为虎哥。
“猴儿”正在检修“大炮”。
一场任务结束后，虎哥在喝酒。
老兵正在清点物资。
北京，“猴儿”正在处理消毒液。
虎哥刚给一名队员剪的“福娃头”。
“95后”在出任务前化妆。
虎哥车队的包容性一望便知。在这里，上百万元的路虎、宝马要和“快散架”的金杯、五菱之光一同上路，车牌从广东一直延续到黑龙江。
有时候在高速路上，那辆安徽牌照的五菱之光甚至要充当头车——它实在太慢了，大家宁愿跟在它后面，也不想动不动就要停下来等着。
这样的车队行驶在路上，很难被人们忽视。它的辨识度不仅来自“混搭”气质，也来自车身上的醒目装饰：每辆车的车头上都贴着队徽——一个怒吼的虎头，红底白字的口号帖纸布满车身。
这些口号记录了车队的行进轨迹：虎哥车队奔赴疫区武汉、虎哥车队驰援绥芬河、虎哥车队支援吉林舒兰……最新的一张上印着：虎哥车队奔赴北京。
2月18日从广东东莞出发时，车队只有4个人，那时虎哥的预期是“最长两个月就能结束”。回家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不断加入的队员推着他往下走，车队追着疫情一路向北，再向南。
车队最多时有100多人，一路上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留下的30多人成为虎哥口中的“精英”。
出发前，他特意买了辆7座车，“能装货”。现在，这辆新车的里程表数字，已经从0公里跳到了16655公里。
出任务时，他们会穿上统一的队服——最新式的迷彩服，只不过帽徽换成虎头队徽，胸牌换成了“虎哥车队”。
这支临时组建的队，希望“正规”起来，至少要看起来如此，却又难以褪去草根，甚至草莽的底色。他们背景迥异，有富二代、留学生，也有农民、焊工、老伐木工，以及无业游民。平日里，这些人在一起搬运物资或者喷洒消毒液，以兄弟相称。
加入车队，除了“抗疫”这个共同目标，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处境，以及难言的理由。在这趟超过4个月的抗疫之旅中，不管是失意者、失败者，还是迷茫者，他们都逐渐找回了各自存在的意义。
虎哥
虎哥是一个在东莞生活20多年的绥芬河人。他当过兵，退役后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局，“刑警队、看守所都干过”。
他“膀大腰圆”，1.8米多的个头，体重接近200斤，走路时双臂微微张开。他有一张国字脸，光溜的额头上方是能看到头皮的板寸。他皮肤偏白，左手虎口和右臂上的虎头文身格外显眼。
虎哥本名张凯，但车队里没人这么称呼他，连“凯哥”都没有。队员们更习惯叫他“大哥”“老大”，有时年轻队员会叫他“老张头”，即便他只有50岁，并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让一群互不相识的男人拜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虎哥把自己的威信归功于“酒量压制”，“这帮小子都服我，喝酒团灭他们”。
他坚信喝酒有助抵御新冠病毒，所以允许队员只要不开车，可以“随便整”。只是就连队里最嗜酒的队员，平日里都要躲着他偷偷喝。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被虎哥瞅见，陪他喝酒会是件极其可怕的事。
“他连吹两瓶牛栏山，然后又干了十瓶啤酒棒子。”一名队员对虎哥在某次聚餐时的表现印象深刻。
队员们对他的佩服，还来自于他的“生性（东北方言形容硬汉——记者注）”。从东莞到达武汉后，他直接把车开到了工作地点，和另外3名队友一起，4个小时卸了60吨物资。
消杀是车队最主要的工作，有时要进入疫源地或定点医院喷消毒液。每次到达新的污染场所，虎哥总是第一个进入。有一次，因为作业环境闷热，消毒水味道太浓烈，别的团队“进去5分钟就被抬了出来”，他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他向队友吹嘘，自己“光着腚进去都没事”。最长的一次作业，他连续3天没回酒店，累了就在硬纸壳上睡一会儿。
有时候，坏脾气也成了他“生性”的一部分。几乎每个队员都被虎哥“嗷嗷”地骂过，但从没一个人因为挨骂离开团队，或者跟他“急眼”。
“要把这帮兄弟放回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脾气。但是在我这个团队里，是龙是虎，都得给我卧着。”虎哥瞪大眼睛说，结尾加重了语气。
事实上，从东莞出发时，抗疫还是虎哥一个人的事。那是2月中旬，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一则广播新闻：原本报名支援武汉的2万个志愿者司机，出发时只剩下2000人。
“怂包！”他骂了一句，“没人去我去。”
23年前，还是“张警官”的虎哥到广东出差，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妻子。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辞去已经做了7年的警察工作，搬到东莞定居。
这次选择也造就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放弃的，是自己最热爱的工作。
“总觉得有些事还没做完，这趟出来也算是还自己一个心愿吧。”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附近的一间酒店里，他谈起往事，声音低沉。
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很多队员都承认，虎哥有一双警察的眼睛，心思也缜密，“粗中有细”。
队员们很好奇，自己的小情绪刚刚发芽，就会被虎哥拉着谈心。如果有人头发长了，虎哥就会提着推子走过来。有时，这也会成为男人间的玩笑——他最新的作品，是一名年轻队员的“福娃头”。
在牡丹江时，队员“老兵”的手机卡到不能接收信息。一天晚上，虎哥忽然召集队员出去聚餐，席间虎哥拿出一部新手机，送给老兵，告诉他这是“生日礼物”。
那天的确是老兵的生日，但他没告诉过任何人，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个大日子。
车队在牡丹江的任务是消杀定点医院，他们每天与医生护士一起工作，住同一家酒店。有南方过来支援的年轻护士压力太大，情绪崩溃，虎哥成为她们“最受欢迎的哭诉对象”。南方姑娘吃不惯东北菜，虎哥给她们开小灶，每天都做不重样的南方菜。
在舒兰，一位队员犯了痛风，不能吃政府提供的盒饭。疫区正常营业的餐馆并不多，但虎哥还是给这位队员买回了能吃的餐食。
在队员面前，虎哥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他有时和兄弟们亲密无间，有时也会释放气场，与队员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
队员们很难见到“生性”的虎哥在“门后”的一面。他很少有私人空间，房间里堆满物资，过来谈事的队员进进出出，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只有关上房门后，他才会露出自己的疲态。有次他在淋浴间洗衣服，洗到一半竟坐在地上睡着。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每隔一周，要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肚腩上扎上一针胰岛素。这段时间，用药周期缩短到了3天。
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么杂的人”相处过。定居东莞后，虎哥成了生意人，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公司的客户都来自当地的外企，因为疫情，绝大多数工厂都在停产。“在家除了喝大酒，扯会儿皮，什么都干不了。不如出来帮人，也算是帮自己。”
“虎哥车队”在3年前成立，“都是几百万元的房车”，平时他会带着一群老板出去“游山玩水”。
这次出来，他没有带上任何一个车队的朋友。他知道抗疫不是“玩”，那些老板们干不了，也干不起。
他相信现在这帮“干活儿像驴”的“过命兄弟”。
老兵
“老兵”住在绥芬河往西27公里的绥阳镇上，和虎哥算是半个老乡。
即使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边陲小镇也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每天早上，人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路上，去逛露天早市。扫雪车慢悠悠地穿过街道，今年雪多，“包雪的”（承包除雪工程）发了财。
老兵本名叫李司军，今年45岁，当过3年兵。虽然已经退役23年，但部队的一些习惯他仍然保持至今——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
他是开着那辆二手金杯车出去的。准确地说，那辆车不是他的。年前，他的一个朋友花3万元买了这辆车，老兵只是借来“玩玩”，但2月下旬的一天，他开着这辆车上了高速路，目的地是武汉。
在绥阳镇，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搞电焊的”，靠给来往的大货、工程车焊点东西维持生计。若是平常人家，这份营生足以支撑一家人生活，但老兵偏偏是倒霉的——妻子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没法工作。女儿11岁，年幼时发高烧导致心肌受损，落下了心脏病。儿子8岁，患有先天性“漏斗胸”，“搞电焊”挣来的钱几乎全要用在两个孩子上学和吃药上。
武汉疫情暴发后，路上难得一见大货车，老兵接不到活儿，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只能靠岳母出去打工养活娘儿仨。
“每天忙忙碌碌工作生活，钱没挣着，老婆孩子也没照顾好。”他叹了口气说，自己曾经是个话痨，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迈进家门，就不愿再说话。
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不想闲着。“军人退伍不退社”，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量体温。
后来，他通过朋友得知有个叫“虎哥”的老乡在武汉抗疫。 “在哪儿都是志愿者，何不去一线做？”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在疫情地图上，它是红到发黑的地方。老兵管不了这些，在终日压抑、无力的生活里，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出口。他说自己没太高的思想觉悟，但相信这次出来“行大善”会给老人和孩子积福。
老兵一直想做个好父亲，但在这件事上，他几乎只剩下自责。因为没钱，他甚至要眼看着儿子错过最佳手术期。
“人一辈子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怎么给孩子做榜样？”他笑了笑，一阵短暂沉默后，他接着说，“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我死了起码算是伟大的吧。”
出发去武汉那天，老兵没有通知任何亲友。车快开到沈阳时，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那是条他“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反复修改，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我回不去，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
手机很快响起，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妻子送壮士出征”式的叮咛，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还真舍小家为大家啊，这俩孩子咋整？”妻子夹着粗话，不给老兵解释的机会，最后抛出重点，“走可以，往家里打钱就行。”
钱是不会有的，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还要往里搭钱。
绥阳到武汉2600多公里，出发前，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油钱——自己手里只有2000多元。他找到“搞电焊”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他三千你五千”，最后凑了1.5万元，算是一路上的盘缠。
他一个人开了“三天两宿”，吃烙饼，睡车上。在东北遇到下雪，出关后又碰上雨夹雪，到武汉时发现早樱都开了，自己还穿着厚衣裳。
虎哥说，他们在武汉的工作很像“农民工”，主要是卸货、搬运，“需要什么干什么”。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疫情期间，丧事没有那么讲究。
“人活着的时候看着还挺高级，小猫小狗死了还蹬下腿，人死了什么都不是。”老兵说他从没那么近距离地接近死人。
这让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看法，“还是活着好，活着多幸福，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是多幸福。”
老兵去武汉早，算是车队的“元老”。退役后，他很少再有这样的集体生活。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感觉，虽然很累，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大家都匆忙下楼。有队员看到，老兵开着房门，笔直地站在镜子前，仔细把帽子扶正，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车队里没人这样做，迷彩服只需要穿一会儿，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
“我们是一起生一起死，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就谁都跑不了。”老兵说他没有因此感到恐惧，反而格外珍惜这种情谊。
车队男人们在一起时，喜欢喝酒、扯皮，或者相互开玩笑，坦露感情是件会被鄙视的事。但很多事老兵都记得，他记得和队友们一起过的45岁生日，也记得在武汉时，他吃不惯南方的饭菜，虎哥在酒店里做过的红烧肉。
唯一让他心烦的是，妻子还是经常打来电话，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会不给钱。
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他们讲究务实，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在听说这是“志愿”行动后，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山炮”。
猴儿
武汉解封前，虎哥本来已经联系好，带着车队去国外赚钱，“也是抗疫，收费的”。可谁也没想到，新的疫情竟然在出现在绥芬河——虎哥和老兵的家乡。
车队连夜上路，轮班开车，“人停车不停”。到达绥芬河时，路边的积雪已经化完，露出黄土。和车队进入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又是一座“空城”。
车队抵达绥芬河前，“猴儿”就进了车队的微信群。他把虎哥给他安排的车上贴上了队徽，接送当地政府和医务人员。
2月份时，猴儿本来也打算去武汉，但是得了场感冒，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好。
他是佳木斯人，小时候随父母搬到了绥芬河。猴儿今年33岁，和父母住在一起，自称有一份“月薪1万多元”的工作，因为出来抗疫辞掉了。
猴儿这个外号是虎哥给他起的。他身材瘦小，又喜欢穿一件黄色的紧身T恤，显得更瘦。他的眼睛也小，牙齿少了几颗，笑起来有些滑稽，却也精神十足。
在车队里，他时不时会成为队友们捉弄的对象。有次作业间隙，猴儿在车上睡觉，虎哥喊来队友，围观他把酒精滋在猴儿的脸上。队员们大笑，猴儿惊醒后，没说话，默默摇上了车窗。
他也曾经“风光过”，做原木生意赚了钱，但很快就狠赔了一把。直到现在，做环卫工的母亲和在建筑公司的父亲还要帮他还债。3年前，他结了婚，一年后就离了。
除了父母，没有太多人关心他去了哪儿，在干什么。他也不在乎这些，甚至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瞧不瞧得起我都无所谓了，我照样过日子，该吃吃，该玩玩。”猴儿昂起头，表情不屑。
加入车队前，他几乎把所有闲功夫都花在了一款手游上，“一天差不多要玩七八个小时，累了就看会儿网络小说。”有时他会连续玩上一天一夜，“躺在床上玩”。除了时间，他还经常往游戏里充钱，加一起投入了几万元。
在游戏里，他是名战士，每次战斗都要冲在最前面，赢得无数次荣耀。他是公会的元老，受人尊敬，说话有分量。
在加入车队的第六天，他卖掉了这个账号。
和老兵一样，他没钱加油，游戏账号是他身上唯一的资产。
“我不能连油钱都问父母要。”猴儿挤出一个笑容，“也算是把游戏戒了。”
巨大的失落感几天后才逐渐消退，账号卖了1000元，让他撑到了车队抵达绥芬河。
他期待着离开这座城市，这也是他加入车队的重要原因。他说绥芬河是自己的伤心地，在这里经历太多失败，“我是跪着活的”。
就算等不到车队，他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目的地远在非洲，一个朋友邀请他过去施展吊车技术。
加入车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兑现一句给自己的承诺。2008年汶川地震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猴儿正在西藏旅游。他的一个好兄弟是汶川人，“一直联系不上”。第二天，他就开车直奔灾区，寻找哥们的下落。
真正看到灾区惨状的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救兄弟”的想法有多“中二”。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他无法忽视眼前的一切，就地成为一名志愿者。甚至是不是志愿者也不重要了，他只想跟在各个救援队后面，做点事让自己心安。
“放眼望去全是断壁残垣，有人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连哭的力气都没了。看到这样的场面，是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猴儿语气认真，表情难得一见地严肃起来。
两个星期后，那个失联的朋友打来电话，一切平安。猴儿没有离开，他在四川待了7个月，一直等到当地开始重建。
“我那时就想好了，以后再有这样的大灾大难，我一定还会去。”猴儿对自己许下诺言。
猴儿算是队里的年轻人，但很少人知道，他经历过超出年龄的“大起大落”。他遭遇过严重的车祸，头部和脊柱受到重创，在床上躺了一年。那时他无数次想到自杀，最后咬牙挺了过来。康复后，他发了财，到达人生巅峰，结果又被人坑到倾家荡产。
他清楚自己又处在一个新的低谷，大部分时候他都甘心躺在谷底，失去向上爬的动力。这一次，他把自己扔进新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像是一场逃离，却没想过一些可能性正在发生。
兄弟
在车队，猴儿最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小9岁的“二代”。
“二代”是“富二代”的简称，队友们觉得少个字更顺口。从身价上看，二代和猴儿分处车队的两个极端。游戏账号换来的钱用完后，猴儿“连烟都要借着抽”。在绥芬河时，二代曾穿着7900元一双的鞋干消杀。
加入车队前，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对方的生活圈子里。加入车队后，二代见到的第一个队员就是猴儿。
那天他们在给绥芬河一个公路收费站做消杀。4月份的黑龙江，气温还在0℃上下，在空旷的马路上待上半天，冷风毫无阻挡地吹到脸上，两人冻得浑身哆嗦。中午时，猴儿让二代回去休息，吃口热饭，“剩下的交给我”。
在车队，过去的身份不再重要，这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义气和品格。二代觉得猴儿善良、真实，他缺少这样的朋友。
二代不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事实上，他想让队友忘记自己这个身份，即便在车队里，这更多只是种玩笑。
加入车队时，虎哥让他开辆“大车”，能装货。他害怕别人会觉得自己“不一样”，刻意找了辆廉价车过来。
二代从初中就开始上私立学校，大学住单人宿舍，毕业后在家族企业上班，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当当。这让他习惯了独来独往，他不喜欢大城市，两年前选择回老家陪外婆。钓鱼是他唯一的爱好，平日里“一坐就是半天”，身边全是“钓到一半就睡着的老年人”。
到了车队，他成了虎哥口中“不让干活儿就急眼”的“神经病”。在舒兰时，很多小区都没电梯，他背着50多斤的药桶，手里再提着20斤的喷雾消杀机，上上下下干了几个小时，“累得站不住”。
端午节那天，二代6点多就爬了起来，花半天找到营业的商店，为大伙买了粽子和五彩绳。
“放在以前，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车队确实很神。”他挠了挠脑袋，笑着说，“我完全不在乎什么大爱，或者公益，最珍贵的是认识了这帮兄弟。”
不仅是二代，几乎所有队员都表达过对这段“兄弟情义”的依恋，连年纪最大的老王都是。
老王今年57岁，但他还是会和自己儿子辈的队友们以兄弟相称。他是在舒兰加入的车队，然后随队一起到了北京。
身边人都理解不了老王的做法。他是退居二线的林业局干部，有事时回单位开场会，没事就在家带孙子，年纪这么大了，为啥还要出去折腾？
老王偏偏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他当了18年伐木工人，做梦都会回到森林里，和工友们喝酒吃肉。直到现在，他还对巨木从头顶划过，带掉帽子的惊险场面印象深刻。
“抗疫和伐木一样，身边都是过命的兄弟。”老王说。
只是，老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身体像树一样结实”的伐木工了。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消杀时，内部气温太高，再加上肉类腐烂散发出恶臭，老王忽然一阵反胃。
他知道那里是污染区域，不能拉下口罩。“我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也跑不掉。”匆忙跑到外面楼梯间时，他已经吐在了口罩里。
老王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不堪过。
事实上，每次出现新的疫情，虎哥都会向“疫区”城市申请进入，提供帮助。他们接受当地政府调遣，承担的往往都是最累、最“埋汰”的工作。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因为病人受不了喷雾，几十个男人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
车队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没有章程，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但它却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虎哥也说不清，他的队员来自天南海北，有穷有富，最后是怎么“穿上一条裤子的”。
他定的车队进入门槛并不高：“真心想干，能长期干。”
他接过很多电话，有人张口就是“一天给多少钱”，有人要“先试两天”。在牡丹江时，一个浙江小伙千里夜奔，赶来与车队汇合。大家换上装备开始干活儿时，这个新队员却把手机装在自拍杆上，开始直播：“老铁们，我现在在牡丹江抗疫……”
不到半天，“主播”就被虎哥赶出车队。“老铁这，老铁那的，都是为了蹭热度。”
在吉林舒兰，一群“社会人”加入了队伍。他们学习很认真，也很积极，经常问一些专业问题。两天后，这帮人不辞而别。虎哥后来得知，他们在车队学了技术，在外面做收费消杀。
虎哥逐渐发现，那些最终留在车队的人，开始的问题往往是“你们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干”。
那辆五菱之光的车主闫杰，从安徽淮南一路开到舒兰找到车队。在此之前，他从家里偷跑出来，成了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他没当过兵，但憧憬部队生活，把电视剧《士兵突击》“刷了无数遍”。他在车后窗玻璃上贴上了一行字：我是名战士，需要帮助请随时截停我。
在车队里，他憨厚、能干，像极了许三多。
在牡丹江，一个95后加入车队。他梳着“武士头”，漂染了黄色，哪怕出任务时都不忘化妆。
他女朋友是黑龙江省947名确诊患者中的一个，“就算是老天爷伤害她，我也要跟他干一干”。
意义
再过10天，车队在外漂流的时间就要满5个月。他们几乎从冬天走到了夏天，见过绥芬河边的雾凇，也在北京感受了热到“地上冒烟”的酷暑。
从家里出发时，老兵那辆二手金杯车空荡荡的。后来这辆车成了车队的主力，总会被各种物件塞满。车老了，小毛病也越来越多，最近方向盘助力出了毛病，“打舵吱吱叫，沉得要咬着牙打”。
时间太久了，又没有轮换，靠自己给养，很多队员都已经“弹尽粮绝”。老兵借来的钱花完后，又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闫杰在武汉挣的1万多元工钱，已经要接近三位数。
出于对“蹭热度”的警惕，虎哥拒绝过几家基金会的合作意向。大部分时候，他只接受政府提供的支持，但这往往仅限于食宿。
从东莞出发时，他银行卡里有80万元，如今已经见底。一个人独处时，他也会想，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他想儿子，期待“疫情能快点结束，早些回家”，但只要挂在胳膊上的对讲机响起，他就会忘掉这些，进入“战斗状态”。
在武汉时，虎哥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一位老人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儿子是医生，任务太重走不开，社区资源紧张，没人送他去医院。虎哥说他没有任何迟疑，只戴了一个口罩就开车过去，把老人送到了最近的发热门诊。
虎哥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不去，这位老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确信，“这趟出来有意义”。
武汉解封那天，绥芬河市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老兵开着他的金杯车，随车队从武汉返回绥芬河支援。只不过，这次他车里装满的，是家乡急需的防护物资。
车队在绥阳镇下的高速，老兵远远看到出口处一群人围在一起，手里举着条幅。通过收费站时，交警排成两列，忽然向车队敬礼。
出了收费站，老兵才看清条幅上的内容：“欢迎英雄凯旋，绥阳李司军好样的！”
他有些恍惚，甚至激动得有些“走不好道”。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家，那些迎接他的队伍里，一个月前还有人称呼他为“山炮”。
绥芬河市总人口不到7万人，城区面积仅相当于4所清华大学。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城的人们来说，一天新增39个确诊输入性新冠病例，足以让他们紧张起来。平日人来人往的俄罗斯风情街上，如今空无一人。太阳刚落山，少了广场舞曲的街道只剩下风声。
妻子也不再埋怨老兵。一直劝他回家的父母、兄弟、嫂子，开始让他多注意防护，照顾好自己。
从绥芬河开始，车队的主要工作从搬运转向了消杀。虎哥买了36台喷雾消杀机，因为机器有一根长筒喷管，被队员们叫做“大炮”。
在这座很多队员的家乡小城里，他们穿着防护服站成一排，提着“大炮”沿步行街缓慢前进，整条马路都属于他们。
“感觉自己像个战士，很光荣。”老兵笑着说，眼角挤出皱纹。
在舒兰，车队给一个小区消杀时，一个老大爷就忽然走过来，抱着虎哥的腿哭。大爷说小区居民都很害怕，现在终于等到人来了。消杀完后，他发现队员车里塞满了矿泉水、饼干。
车队负责了舒兰全城80%小区的消杀，后来队员们穿着队服出去，“吃饭给钱都不要”。
“这是最大的礼遇，也是我们的动力，还想要啥？”虎哥反问。
“大炮”到位后，猴儿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加入车队前，他就喜欢捣弄各种机械设备，“玩技术”。他成了这36台“大炮”的主管，负责机器平日的调试、养护。机器坏了，他还能上手维修。
他逐渐成为车队的骨干，作业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或者指定位置的消杀，都由他负责处理。
“反正都是一些高端工作吧。”猴儿一脸严肃。
老兵也得到了回报。忙碌的工作里，和孩子视频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前几日，儿子跟他说，老师邀请他开学去学校上课，“讲讲出去抗疫的故事”。
猴儿变得比之前更积极主动，甚至对生活有了新认识。他说自己的上进心又被燃起，这次回家后，“要站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