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位生于1933年的老者，确切地说，是重新认识。
我还记得那次见面，天色已晚，我驾车穿过曲折的小路。周遭霓虹灯色彩变幻，快如我的心跳。我女儿也在车里，她不紧张，而是满怀期待。
车子在岗亭前停下，我出示早已准备好的二维码，换来一张白纸，印着那晚所有注意事项。我深吸一口气，驶入巨大的广场，看见大银幕悬挂在平地尽头。
这是一家汽车电影院，对世界来说，它已经很老了，对我来说，它还是个新事物。约翰·屈伏塔 “变脸”之前，曾在另一部好莱坞影片里和美人约会汽车影院。大鬓角、敞篷车、青春歌舞，那是1978年的潮。
哪里看不清，哪里就诞生遐想。过去一说汽车影院，三五好友总会快速交换眼神，有人笑得暧昧，有人不好意思谈，仿佛暗处与车厢注定包裹着秘密，去汽车影院的都不是为了看电影。其实，想证明雷公电母不存在，雨天放个风筝。把西瓜切开，就不用拿指关节叩问瓤的颜色。
我要去汽车影院看个究竟。促使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孩子太小。她1岁，第一次进电影院，吸溜着果汁正高兴，忽然灯光熄灭，吓哭。两岁，胆子大了，说话却利索了，动不动就“妈妈快看”“这是什么”。3岁，一会儿要饼干，一会儿要饮料，一会儿要讨论剧情。“公共场所”这4个字恐怕是很多年轻妈妈在公共场所吆喝得最多的话，但在吵闹的孩子面前，这徒劳得像阻挡太平洋季风。
一次买票时，我发现了那家汽车影院，一车一票。看排片，和普通院线差不多。我唯一的忧虑来自刻板印象——那会不会是一个少儿不宜的场合。
放映时间还没到，我怀着险恶的好奇心下车溜达，四处偷瞄。旁边有辆7座车，也开了门，俩娃一妈前后脚冲下来，嘻嘻哈哈地跑。第二排那辆小轿车开了车内照明灯，从挡风玻璃看进去一目了然，驾驶座的小伙子正从锡纸包裹里抽出一大串烤韭菜，递给坐副驾的姑娘。最后一排有辆巨大的越野车，中年男人低头点燃了香烟，身边是一条大狗，脑袋好奇地伸出车窗。
广场很大，有4块银幕，放映不同的影片，想看哪一部开过去就行。工作人员会按照一定间隔指引停车，以确保每辆车内看到的银幕都是完整的。把车内广播调到指定频道，就能听到影片的声音。超市里有标配爆米花，也有烤串麻辣烫。最令我惊奇的是，绿化带里还养了一大窝兔子，如果你在对面的冰淇淋车消费一个甜筒，漂亮小姐姐会送你一袋胡萝卜条，和兔子亲密互动。
一时间我感到迷惘，到底是进了娱乐场所还是游乐场所，这里承载的到底是年轻人欲望的秘密还是中年人生活的琐碎。上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在家属院看露天电影的回忆涌到眼前。
那天我带孩子看的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品质还不错。其间，她在汽车座椅间爬动，啃了好几个鸡翅，大叫过，我确信她没有影响到其他观众。我得到了安心，猜想也有人会得到别的，比如浪漫体验或仅仅是一段独处的时光。
后来我又带孩子去过好多次。有时，她坐在后座，塞着耳机用平板电脑看小动物的友情，我在前座看成年人类的杀戮世界。这个电影院的存在像一种妥协，它容纳个体需求与个人意见，你可以吃喝、哭笑、拥吻，指着银幕开骂，但不会打扰拥有另一张电影票的人。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把银幕和新片搬到了各家窗外。
春节之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汽车电影院一直没有营业。我曾在看到全国影院关闭的新闻后持续关注它，试图等待有一天，它被拎出来，成为院线和片方自救的路径。
然而，它正像自己提供的那种观影模式一样，停在一大片同类项中间。不管车内的故事多么不同，大家都被一块银幕反射的光笼罩，一同静默。
上世纪中叶是汽车影院的黄金时代，后来，它听觉上打不过杜比全景声，视觉上打不过IMAX巨幕，私密性打不过家家户户数量剧增的电子屏幕，渐渐凋零。且因占地需求大，它常常地处偏远，人气不足。近年来兴起的私人电影院抄着勺子又来挖上几口，汽车影院能吃的不多了。
票房收入也不太理想，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有票房产出的汽车影院共28家，仅占全国影院数量的0.24%，其中23家年票房不足10万元。相比之下，去年全国电影票房641.49亿元，排名第一的单店年票房达到7504.8万元。
查数据的时候，我有点开心地得知，我常去的是中国第一家汽车电影院，也是票房最好的一家。可我又很担心，它能不能熬过上个冬天留下的寒意。时至今日，中国的近8万块银幕已经暗淡了超过100天，整个行业受到重创。虽说沃尔特·迪士尼是因为1918大流感才从部队退役，正式开始画画，但我依然期盼，人们都在公平、安全、友好的环境中奋斗。
全世界的银幕可以放映同一个故事，也在面对着同样的危机。近日，美国启动了一项汽车影院放映计划，韩国的很多公园和停车场出现了临时汽车影院。德国的汽车影院在政府颁布隔离措施后没有停业，一部1991年的老电影也一票难求。
谁知道哪一天，前浪就成了后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