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烨彬在华坚集团非洲的工厂里。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2017年，吴烨彬在广州参加一场关于制造业的演讲。
2018年，吴烨彬在埃塞俄比亚街头。
华强北某电子市场内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摄
2017年，吴烨彬与非洲当地青年。
35岁的吴烨彬见证过华强北的潮起潮落。
这个从华强北柜台起步的资深创客创立过3家公司，注册过4个品牌，开发出的样品堆满一间36平方米的仓库。其中一些带来财富，一些带来教训。
当年的华强北模式如今沉没在时代的水底，吴烨彬奋力游出水面，继续追赶潮头。
他最新的产品已经众筹了298万美元，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下个月，他将出现在非洲，把获得版权许可的电影、歌曲卖给当地人。当年大学毕业后，吴烨彬在华强北卖光盘，内容是当年在深圳“比周杰伦还要流行”的余世维企业管理课。
一部短片以他为拍摄对象，记下他的过往：2010年，大学毕业不到3年的吴烨彬，靠华强北的电子产业发家。
那是华强北最繁荣的时代，一米柜台后走出亿万富豪的故事不断上演。他们开发的产品遍布全国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手机柜台，以夸张的外观或功能为卖点，设计者可以自由挥洒创意。
但这里原始的贸易形态，终究经不起互联网时代一批行业新贵的全面碾轧。3G全面铺开后，依靠运营商的补贴和已经培育起来的供应链，一些国产品牌快速崛起。他们带着全新的商业模式，把华强北数不清的小厂绞杀殆尽。当年打着“时尚”标签的小厂功能手机，现在以另外一种名字被人熟知：老人机。
如今的华强北，各大品牌的巨幅广告覆盖在大楼的外墙上，曾经的临街小门面商铺，已经被品牌专卖店占据。
吴烨彬的办公室也从华强北搬到了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与商汤科技、欧菲光等中国明星科技企业为邻。其中一些企业，技术已经领先全球，成为华为、苹果和三星的供应商。它们都是潮水退却后，成功上岸的精心耕耘者。与众多流传于世的商业传奇不同，这些企业的转型没有太多波澜壮阔的故事——在深圳，没有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静止，改变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无数草根像当年的吴烨彬一样，从全国甚至全球各地涌向深圳，期待在这里获得成功。如今，他们的命题叫作创新，他们渴望依托的，是这里基础深厚、根须发达的电子产业链。
而吴烨彬的下一站是非洲。他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在深圳和非洲之间。事实上，他在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办公室楼下的邻居，就是一家在非洲大名鼎鼎的“独角兽”企业传音控股。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手机企业，如今在非洲市场占有率接近50%，它的产品号称“非洲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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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烨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那时天还没亮，冰凉的空气灌进鼻孔，周围安静得只有鸟鸣声。但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涌动，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当初在华强北时一样，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肾上腺素驱使他向前冲。
吴烨彬对华强北最深刻的记忆，是每天傍晚，市场里此起彼伏的撕扯胶带的声音。
一天的生意结束前，商家们把手机、平板电脑和一些叫不出牌子的上网本打包封箱。快递工人把它们堆满拖车，吆喝着穿过人群。通过分布在这里的1000多个物流网点、400多家物流企业，这些商品被装进卡车和货轮，运往世界各地。
几天或者几个星期后，这些商品就会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和最偏僻的乡村：上海某栋正在施工的摩天大楼塔尖上，可能会忽然响起“轰天雷”手机的巨大铃声；某个电力紧张的非洲村庄，或许正在享受来自华强北“超长待机”的馈赠。
那是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电子制造业野蛮生长的时期。2010年时，诺基亚和三星还在支配着全球手机市场。唯一能与之叫板的，就是那些千奇百怪，甚至有些荒诞的杂牌。人们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检索，就会惊奇地发现，一些产品来自一个名叫Huaqiang North的地方。
在华强北，没人说得清一款能开瓶盖的手机和一款保时捷跑车外形的手机，哪个会更赚钱。比产品差异化更重要的，是速度和产量——打造出“爆款”，在还没被模仿前大量铺货，及时收割市场。
效率至上的华强北，加速了产业链上游企业的扩张、整合。对市场嗅觉灵敏的南粤商人自然不会错过这块蛋糕：根据当时的深圳市工商局的统计数据，2006年，华强北聚集了300多家蓝牙生产企业，200多家天线生产企业，150多家电池制造企业，140多家主板研发企业，50多家外观设计公司和140多家组装企业。
在庞大市场的支撑下，哪怕是手机主板上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电感、电容，也有利润空间。即使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年，每天都有数十家企业进场华强北，产业总规模一度超过了1万家，这让珠三角成为全球手机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
华强北电子市场里一个不足半米长的柜台，可能就是某个厂家的“销售部”。在这里，一款手机从想法变成量产并不是件难事，从任何一个电子市场的楼上走到楼下，就能找到从设计到生产，从芯片到外壳的全部解决方案。
吴烨彬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精细的分工。在打造一款平板电脑时，他把主板方案外包给楼上的公司，自己只负责外观和结构设计。触摸屏、电池等非标准零件，只需要打几个电话谈好价钱，就可以快速定制。各个部分都在同步进行，吴烨彬只等样品到齐，然后组装、测试，最后把大宗物料送上流水线。
产品从研发到量产，只用了60天，并且供不应求。他甚至不敢回公司，总有经销商堵在门口，期望签下一份订单。
吴烨彬成名于此，直到今天，巨大成功带来的冲击仍然没有消退。在深圳南山区的一栋5A级写字楼里，吴烨彬回忆起这段往事，手指还会微微颤抖。
那是华强北最繁荣的时代，6000多家电子产品企业聚集在两个故宫大小的土地上，20多个市场密集相连，内部被分割成数不尽的小格子或柜台，就像蜂窝一般，肤色各异的淘金者每天都会挤满过道。赛格广场楼下端着15元一盒隆江猪脚饭的送货员，也在等待着一夜暴富的机会。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缓缓落幕。
当时，传统的手机公司一年只能推出1-2款新品，而在华强北，这是一个月就能做到的事。生存之道也在于此：依靠产业链带来的成本优势，打“机海战”，以量取胜。
“一年推出几十款手机，只要一款赚钱就够了。”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秘书长余京蔚告诉记者，他在2007年来到深圳，当时还是一家手机厂商的采购经理。
协会那时还叫作“中国手机经销商联盟”，主要业务是为各省市来深圳找货的经销商组织“团购”。这些“省包”经销商赚钱后，很多都来深圳办厂。当时那场财富游戏里的玩家，只想跟上华强北的节奏，没功夫把成本浪费在研发上。仅剩的“研发”，就是在公板公模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微创新”，正如当年在各大购物频道上广泛流传的“八星八钻，跑马灯”手机一样。
因为产品太过同质化，行业内的厮杀，只剩下“自杀式”的价格战。利润从最初的一台200元，降到最后的2元，勉强能够填补电费和工钱。
3G时代，电信运营商为了推广自己的网络制式，开始补贴手机厂商。华强北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品牌被排除在外，逐渐失去了市场。
另一方面，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华强北的厂家还在为高昂的销售渠道成本发愁时，国产品牌的“千元智能机”已经在各大电商平台卖到脱销，这几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溃败来得和当年进场时一样迅猛，从2013年2月开始，每月“跑路”的手机厂商有200-500家。与巅峰时期的6000家相比，年底只剩下不到800家。
2015年，东莞兆信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家中拧开了煤气开关。这家年产量曾达到300万部的代工厂，因为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在绝笔信里，这位董事长写道：“愿赌服输，我输了。”
传音手机出现时，当时在做手机零件采购的余京蔚要经常“下厂”。他记得当时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尤其是国产品牌手机崛起后，大量廉价手机成为“过剩产能”。
这成就了传音。20美元一部的超低价格、来自中国的双卡双待技术，再加上本土化运营——针对当地人肤色设计的拍照技术，这一套根植于华强北的组合拳，帮助传音迅速占领了非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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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烨彬决定离开华强北。
他对突如其来的财富还没做好准备，银行卡里不断上升的数字反而让他焦虑，甚至恐惧：“我很害怕，一下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守好这一切。”
他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不自信。2004年，因为“对面就是香港”，吴烨彬在高考志愿栏填上了深圳大学，选了当时最热的工业自动化专业。
开学后，他发现这座城市与期待中一样繁华，身边同学也大多是家庭富裕的广东本地人。但对一个从小生活在江西大山里、每月生活费还要靠帮同学组装电脑来获取的贫困生来说，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那时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班里的女生都不会正眼看我。”吴烨彬把身体窝进电脑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这种自卑始终让他处在一种不安全感中，以至于他用“狮子在追一群羚羊，我只是跑出去的那一个”，来形容自己的成功。
他不断提到“向前奔跑”，甚至把自己比喻成西西弗斯，似乎只要停下脚步就会失败，会被抛弃，会重新被人看不起。
离开华强北，也是因为“不能在同样的高度做重复的事”。他拆开过ipad，从后盖开启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断被震撼，惊叹眼前产品精妙的设计和构造。最后，他决定出去看看，“别人为什么能做那么好”。
华强北风云突变的那几年，吴烨彬先后在爱可视、英特尔做研发工作，逐渐远离了硝烟弥漫的市场。
这一时期，从华强北开始，整个电子制造行业都在经历剧烈的洗牌。
在手机产业的下游，华为、小米、OPPO、vivo等国产品牌统治了国内市场。那些曾经被小镇青年用来彰显个性的“八星八钻”手机，已经彻底沦为笑柄。如今他们再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比拼的已经不是“炫酷”，而是牌子和档次。
产业链下游的剧变，也扯动着上游。大小手机厂商在华强北“百花齐放”，供应链上的企业也都有单可接。国产品牌崛起后，上游小厂被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失去了生存空间，运气好的被同行大厂收购兼并，运气差的只有关门跑路。
在这一轮整合中，很多深圳关外的工厂里，高速运转的机器并没有停止工作。同一条生产线上，小品牌的最后一批零件刚刚完工，大品牌的订单就迅速跟上。
余京蔚告诉记者，对那时的很多手机元器件生产商来说，“只要有量，就都是客户。”事实上，很多如今行业内的领跑者，曾有一段靠出货量生长的历史。
如果把汇顶科技的发展过程绘制成一条曲线，人们会发现这家目前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指纹芯片公司，在2008年经历一个“历史性”拐点。
那时初代iPhone刚问世不久，触摸屏成为新的技术潮流。汇顶投入大量成本，研发出10点触控技术，但当时的大品牌手机厂商根本看不上这家小公司的方案。后来，汇顶成为中国电容式触控芯片第一大厂。如今，它为华为最新款的手机提供时髦的屏下光学指纹解锁功能。
同样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几家图像传感器芯片巨头为了止损，提高产品售价。一家名叫格科微的中国公司抓住机会，推出成本低于对手20%的产品，杀入市场。那一年，格科微在手机图像传感器市场的份额从国内第三变成第一，江湖地位从此确立。
除了指纹芯片和图像传感器，从提供基带芯片的展讯（现与锐迪科合并，更名为紫光展锐），到专注光学模组的舜宇光学，乃至整个手机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曾在那个产业尚未完全成熟的时期，近乎跑马圈地般快速扩张。
如今深圳的科技公司，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做“底层取代”做起，最终发展为技术玩家。这是深圳很多“隐形冠军”的成长之路——人们的目光往往聚焦在华为这样的巨型公司，但除了华为，深圳还有成百上千家“汇顶”，他们站在各自领域的金字塔塔尖，成为深圳最关键的财富。
小米公司的多款红米系列产品都由国内最大的ODM公司（原始设计制造商）闻泰科技打造——从设计、采购物料到生产组装等全套服务均由闻泰提供，最后贴上红米的商标。
在一次采访中，闻泰副董事长肖学兵向媒体讲述：2006年，闻泰创始人张学政以10万元起家，开始做手机主板方案设计生意。当时为了“卖板子”，张学政扛着两台电脑，带着手机，在华强北挨个柜台推销，一遍遍把主板结构图演示给别人看。当时华强北的手机商嫌闻泰太小，最后“好不容易才说动两家用了闻泰的主板”。
这次华强北之行，成了张学政商业传奇的开端，也是闻泰科技鲜少提起的发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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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蛰伏4年的吴烨彬辞掉工作，带着他“就要挤出脑壳”的想法，回到熟悉的数码江湖。
这一次他要做的产品，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成品。
“如果在其他城市，一定有人说我疯了。”吴烨彬皱起眉头，“但在深圳，nothing is impossible。”
他要做一个可以随时装进口袋的“拇指电脑”，或者更直观地说，一根士力架大小的电脑主机。
“研发”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进行的，吴烨彬只是把产品方案发给几个微信好友，很快就凑齐了团队。大家各有分工，有人负责设计电路板，有人提供外壳……
这是前一个时代的遗产——大家不是坐在井然有序的办公室，而是以项目为单位随机组合，一个好项目很快就能聚齐一群人或几家小公司。团队合作的基础，与兄弟情义无关，更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一切都清晰而务实：大家都有钱赚。
“因为进入门槛很低，新产品不管听上去有多疯狂，都可以试验。自由的信息流把没有关系的厂商联系到一起，形成草根创新。”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创始人李大维说，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的创办者。
“拇指电脑”经过6个月的研发，第一批样机成功下线。机器完全实现了当初的设想：英特尔构架，能够流畅运行Windows系统。为了解决散热，在机器狭小的内部空间里，甚至还加入了两个拇指指甲盖大小的微型风扇。
产品构思之初，吴烨彬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创造历史，或者重新定义什么。他只是在等车时看到一个摔倒在路边的姑娘，蹲在散架的笔记本电脑旁抽泣，这让他思考“电脑或许可以更方便一些”。
后来在媒体的报道里，他才得知，自己的新产品竟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PC”。
他给产品取了一个与“世界之最”完全无关的名字：光棍1号——它符合产品外形，更重要的，他说这是对自己当时感情状况的自嘲。
这一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客的时代到了。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咖啡馆外，创业者排着队想进去喝一杯。
那时吴烨彬的产品正在遭遇最关键的技术难题，他没有时间去喝创业咖啡，但并不妨碍他完成创客身份的转变。
产品上市前，他把几个关键的技术申请了专利。这曾是他需要绞尽脑汁才能绕开的雷区，现在他说，“可以分享，但不想被山寨”。
“光棍1号”成功了，但仅限于小众市场，成为一些硬件发烧友的玩具。吴烨彬清楚，相比4年前在华强北，如今的国内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已经完全不同，个人玩家越来越难打造出“爆款”。
“那些真正的大众消费品市场，已经被大公司分食。”吴烨彬说，虽然专注小众市场也能让自己衣食无忧，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
他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可国内市场已经没有了“向前奔跑”的空间。这一次，他把希望放在了广袤的远方——非洲。
“光棍1号”发布不久，吴烨彬遇到了自己的江西老乡、国内女鞋制造业大佬、华坚集团的董事长张华荣。
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造了一个轻工业产业园，拥有8000名工人，与当地其他外资企业相比，规模更大，管理也更完善。
吴烨彬显然对女鞋一窍不通，但他需要一艘出海的大船。华坚专注轻工业多年，也想尝试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横向拓展。两个不同领域的人很快达成合作，他们都看到了，眼前是一片几乎空白的市场。
吴烨彬去了华坚集团的电子产业事业部，成为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航班上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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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荒非洲的吴烨彬，并没有放弃国内已经成熟的生意。
那几年，创业的风口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想成为那只“飞起来的猪”。他身边突然多出不少创客，谈论着他们“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然后拿到风险投资。故事本来才刚开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圈子里的成功例子。
吴烨彬也在寻找机会，“光棍1号”已经更新到“光棍9号”，销量却一直不温不火。他最后还是决定做一款大众产品，接着把目光锁定在当时最热的“智能硬件”领域里最火的产品——智能水杯。
平时都用一次性纸杯喝水的吴烨彬，对杯子没有太多研究。这次为了做好产品，他选择了国内顶尖的骨瓷材料，芯片也用了“高大上”的英特尔。
以前做产品，一直都是买家找上门，这次他甚至花了血本，给新产品做了一次营销。在当时的一档热播综艺节目里，明星选手通关后，打开宝箱，配上金光闪闪的特效，里面就是这款智能水杯。
这款可以显示温度、定时提醒喝水，被他寄予厚望的智能水杯，最终的销量惨淡无光。后来他又尝试了智能鞋子、智能衣服，结果因为不熟悉供应链，统统失败。
“失败的产品能塞满一间仓库。”吴烨彬说这是他最不愿提起的伤心事，“当时的氛围实在太热，像我这样的老鸟也给创了进去。”
他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创客”圈子，老实地做电子产品的应用创新。
那些想要飞上风口的“猪”，很多都掉到了地上。5年前开始的那一轮创新创业潮还在继续，但更趋理性。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喝了1000杯咖啡，终于拿到投资的硬件创客们，终究要走进真刀真枪的制造业战场。
在深圳，不管是什么来头的创客，在拥有1万人的工厂老板面前，天花乱坠或趾高气昂地宣讲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方案后，最终只会得到一个同样回应：“你要多少量？”
这个问题会让那些拿着10页PPT，或者两轮融资的创客认真思考，自己的产品是不是已经有明确的市场应用前景，以及要进入一个怎样的市场。
“很多创客对制造业知之甚少，甚至停留在1970年代，他们仅有的知识都基于一本《乔布斯传》。现代制造业如何构造生态系统和供应链，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李大维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的工作就是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打交道，“苹果的设计师们每次来到深圳，富士康的人已经早早等在那里——天才设计师们想当然地认为，制造业就这么简单。”
全球最大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曾经有个明星项目——创下1000万美元预售纪录的Pebble智能手表。这块手表的设计者和工程师大多都是苹果公司出身，经验丰富。但当他们自己创业时，因为单量太少，富士康不接受他们的订单。最后，Pebble的发货时间比约定推迟了18个月，而且质量糟糕。
很多人只领会了乔布斯的创新精神，但太少人注意到，乔布斯并不是在车库里凭空想象出的苹果电脑。当时美国有上百家电脑公司，乔布斯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研发出一种普通人也用得起的电脑——乔布斯的创新不仅因为他是个天才，也离不开市场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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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南山区的办公室里，吴烨彬趿拉着一双大码拖鞋，他从老板椅上起身，后背上灰色的衬衫皱成一团。
他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实验室，一张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上面堆满电路板、拆开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各种电子设备的半成品。那个智能水杯也在桌子上，只不过已经变成了一个笔筒。
办公室的落地窗正对着大沙河高尔夫球场，在深圳，这是难得的景观。吴烨彬摆摆手，头也不回：“我没空看这些风景。”桌上的纸杯里是喝剩下的埃塞俄比亚咖啡。
深圳不乏新的故事：几个年轻人在深圳一家公司实习，其间问老板可不可以立项做机械臂，老板没有答应。实习结束后，他们拿到聘书，但一商量还是决定要做机械臂，于是放弃了offer。
他们没有先做好PPT去找融资，而是拿着实习工资在龙岗区租了民宅，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做出样品，放到国外众筹网站上预售，筹到27万美元，成立了uArm公司，引起了很大关注。
李大维的团队曾去他们的住所采访，发现就是“四个小男生的宿舍”。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客厅成了他们的实验室，堆满了物料和半成品。两间卧室里放着两张高低床，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阳台上洗衣机旁边，是一台激光切割机。
“从这个宿舍就能看到创客的未来长什么样子。你有自信，你有热情，你就能有一条新的路，这条路长得像华强北。”李大维说，“深圳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创业者，宝安和龙岗满地工厂都是这样起来的，深圳的财富就是这样积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