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挂号软件（手机截图）
漫画：王鹏
普通挂号者还在“百米跨栏”时，“梁先生”已经抵达终点。“梁先生”是北京一位号贩子的微信ID，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肿瘤医院的肿瘤科，他都有办法挂上号。
但他最熟悉的还是一家以眼科闻名的大医院，毕竟12年前，梁玉从河南老家到北京，为的就是到这家医院看眼疾。
他称得上是“久病成医”了：给自己挂号，挂着挂着，摸清规律，发现了“商机”。为了抢号，他在冬天半夜排过队，也曾一个人操纵几十部电话，从放号前一天夜里就给挂号平台打电话，保持占线，等着放号时再抢。用倒号挣来的钱，他给自己看病，后来病治好了，他也没舍得离开医院。
直到2019年，他被迫告别医院时，多了一个身份：北京市首例利用软件抢占医院号源案件中的关键人物。
警察见到他时，他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脑和11部手机用于抢号。
承办案件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洪铭说，就像发现了一颗葡萄，顺着藤就能扯出来一串。“梁先生”牵出了一串号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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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从“传统”号贩子经营模式一路走来，梁玉觉得越来越不好干了。一是打击号贩子力度越来越大，二是医院纷纷实行了网上挂号。
2018年，在一次同行“业务交流”时，他听说可以花钱制作针对“京医通”平台——北京市属医院官方挂号平台——的抢号软件，当时就心动了。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对计算机也不了解，但怀着“与时俱进”的心态，梁玉在一个编程学习交流论坛发布了自己的需求：“想要一款抢医院挂号的软件”。
只花了6000元，梁玉就拥有了一款面向北京20余家医院的抢号软件。一位程序员联系他，为他“实现需求”——提供软件，传授用法，还远程帮他在电脑上安装了软件。
梁玉所做的只是把程序员随手命名的安装包“京医通27”，在电脑里重命名为“京医通666”。
这款软件的确顺顺当当地为他带来了财富，当然，这是在将他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送上法庭之前。
自2018年7月22日至9月20日，不到两个月，梁玉在北京一条胡同的出租屋里，抢了700多个号，普通号大概卖200元一个，100元的专家号能卖到2000元。
因为覆盖的医院多了，抢到的概率高了，梁玉比过去赚得更多了。他不必彻夜排队了，算法替他跑腿。
算法避开了京医通平台设置的层层验证，直接连接到医院的放号端口，相当于从源头截住号源。当普通人挂号失败需要返回原点重新“跨栏”时，算法的自动高频刷号与同时抢多个号功能，则让梁玉能够一直站在终点反复迎接胜利。
在梁玉看来，用软件只比不用软件“稍微快点”。但根据京医通的测试数据，普通人正常挂号频率不高于每分钟1.72次，而抢号软件的频率却是正常挂号频率的成百上千倍。
2018年9月末，梁玉回了河南老家。因为有了软件，只要有网，哪里都不耽误“业务”。自2018年10月2日到2019年1月9日——他被专案组在河南抓获的前一天，他又挂了近200个号。
梁玉抢的这近千个号中，几乎都是热门号，为他总共挣了约有10万元。
有些“冷门”的号，他觉得根本没必要用软件抢，用手机正常挂就可以挂到，但“外地来的患者不懂”。不懂挂号的、没空为挂号费心思的、想挂热门号的，这三类群体，是他的潜在服务对象。从外地到北京求医的患者往往同时满足多项。
吉林一位患者一个月内找他挂了12次，都是眼科。一个月内找他挂了9次号的一位内蒙古患者，挂完眼科又挂了肾内科。
“梁先生”的微信账户里，几乎是满屏的金额为200、300、1000或2000元的收红包记录。
随着专项整治号贩子行动的开展，回头客以及回头客带来的“客户”，构成了他基础的客源。微信名片的传递扩展了号贩子的生意版图，二维码代替了原来的纸质名片和小广告。号贩子拉客户，不再比在医院见到病人谁迎上去得早，谁面相“看起来像个好人”，买卖双方甚至不需要见面，微信ID“梁先生”替梁玉行走江湖。
一个外地年轻人还记得自己挂号时，“什么能用的方案都用了”，就是挂不上。放号前夜，大冬天深夜1点，放号的地方还没开门，他就到了医院，看着前面到得比自己还早的人，他觉得“（挂号这事）根本不给自己机会，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钻出来的。”线下没排上，就从网上挂，提早蹲守，但瞬间就已挂满。
最后，他妥协了也“轻松”了，找了一个号贩子，“上午和对方说想挂什么，半小时后就有回复，到现在为止没有没挂到的”。3年里，他断断续续联系了8次自己在医院门口认识的号贩子，还把对方推荐给了5个亲友，他被调侃成“老家人在北京看病的枢纽”。“不同号不同价，随市场需求浮动，最低300元起”，谈起要比标准挂号费多花的钱，他说：“老家人既然来了北京看病，就知道少不了这一道。”
据梁玉后来交代，随着抢号软件的出现，号贩子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地盘大小从地理位置转移到了网络空间：不用抢号软件的已被时代“甩下”。有人“通抢”入驻“京医通”平台的医院，但也有人“打通垂直领域”，手持为某医院独家定制的抢号软件，主攻某家有独立挂号平台的医院……
过去，号贩子之间的竞争十分“原始”。肉眼可见的争端屡有发生。2013年，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一名号贩子与其他号贩子因排队发生冲突，他掏出斧子砍向对方，一把斧子摔掉，他还能掏出第二把。此外，还有人在医院里推推搡搡、拳打脚踢、扇脸揪头发，甚至用钥匙链上拴着的红酒起子扎人……而现在，软件后面的竞争要“文雅”得多。能不能赚到钱，拼的是算法和人脉。
“梁先生”的微信名片被挂号者推来推去。一桩陌生人间的交易能在15条对话内完成。始于“你好，是××推荐的，我想挂号”，终于一张显示挂号成功的截图与一个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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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翔是在一个名为“诚信赢天下”的号贩子微信群里认识“梁先生”的。
群里很热闹：有人发“宣武医院一手号源，出号稳定，价格美丽，绝对靠谱，欢迎各位老板加好友”；有人问“上海瑞金的能挂吗”；有人声称除了挂号，做CT、核磁、彩超检查也能办；还有人把一篇打击号贩子的报道链接甩进群里。
李凤翔到北京打工，后来参与倒号，因为倒号被行政拘留过，出来后重操旧业。他没有抢号软件，只能单纯地凭手速和熟练度在手机上帮人挂号，更多的号，他挂不到。但8年的倒号生涯，他积累的是人脉，患者找到他，他挂不了就联系“梁先生”——我出客户，你出技术，赚的钱一人一半。
李凤翔和患者的对话并不冷冰冰，他很少单刀直入地和对方谈钱。找新客收专家号“定金”，他会慢慢地跟对方解释，“我做这行8年了，基本全靠回头客，不至于骗您几百块钱”。
一位女患者说自己想检查一下，想挂某医院特需门诊，李凤翔建议，检查一下没必要挂那么好，但要是不放心就挂吧。患者甚至向他描述病情，听取他的建议。最后，这位女士通过他，给自己挂了一个看乳腺的号和一个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号，还给丈夫挂了个看甲状腺的号。
互联网时代下，这个在号贩子丛林战争中“没有枪的猎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掮客。
在那些取名“奋斗团”“共同努力拥抱健康”之类的微信群里，号贩子们完成资源的置换。三甲医院、重点科室、教授专家的名字在群里被谈论得十分平常随意，像市场上随时有货随时补货的大众商品。
陆存杰也是在微信群里认识了“梁先生”。这位一家医院旁的旅店老板表示工作性质使然，“难免会被住店的客人问到能不能帮忙挂号”。最早，他帮亲戚朋友找过几次“梁先生”。后来他参与倒号，“一是为了帮点忙，二是挣点钱补贴家用”。
直到给梁玉提供客户的事被发现，被警方传唤，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雷潇是另一位为梁玉提供客户的人，不同的是，他与梁玉是线下就认识的老熟人，两人曾同在北京一家KTV打工。
雷潇曾走在“行业前端”，2010年开始倒号，建了一家专门宣传挂号的网站。“现在不续费不好用了，但那时只要一搜我手机号就能搜出来。”他说。
2011年，他因倒号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一年零三个月的劳教。释放后，他远走云南，在丽江经营民宿。2018年8月，把自己在北京使用过的手机卡重新补卡后，雷潇发现8年前倒号认识的老主顾们还会联系自己，病人们给他打电话说“需要继续看病，要专家号”。这种召唤充满诱惑，据他回忆，那时他的父亲正在生病，需要钱。他再一次联系了老朋友“梁先生”。
于是云南的民宿老板雷潇携手躲在北京胡同里的梁玉，给天南海北的患者们远程遥控着北京各大医院的挂号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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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他们在同一家KTV打过工的孙江成，后来也被“好心的”老乡拉了一把，拉入了行，因为“有钱挣，比上班挣钱”。这是大多数号贩子的下海轨迹——来京务工，熟人介绍。2014年左右，靠着倒号，孙江成月入七八千元。
目睹过号贩子们为一个号在医院里大打出手的孙江成，看到微信群内有人讨论“抢号软件”，决定跟上。付费6000元，2018年11月，他也拥有了一款抢号软件。
相比之前每天排两个号，用了软件的孙江成平均一天可以刷4个。他不是“事业心特强”的人，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靠天收”，从不主动出击，只等着之前的熟客和熟客再介绍的人找上门来，月入过万元。因为能挂上常人难抢的号，他在亲戚眼中“和别人不一样”。
唯一需要较劲的难点在于软件——抢号软件与挂号软件在算法上的博弈。非专业人士孙江成能做的是调节软件的抢号频率，虽然软件马力全开时每分钟能抢几千次，但孙江成谨慎地把它控制在“每3秒钟抢一次，最多刷半小时”。
为了可持续致富，这是他反复试验后求得的平衡，“不能抢快了，抢快了账号异常系统会显示错误”。而在他抢号之初，平台还没有这样的限制。
京医通平台一直在与号贩子斗智斗勇。《2018京医通就医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京医通智能防黄牛系统，共限制倒号者20835人次：其中拦截微信账号8345个、京医通卡及医保卡10989张、身份证号1366个，限制电话号码135个。同时，拦截机器刷票累计56118人，42088500次；拦截长时间异常刷票累计19513人，14634750次。
监测到后台异常，挂号平台会升级软件，出台限制策略，想再抢到号，对应的抢号软件也必须再次升级。但显然，这场攻防间的竞赛里，更复杂的情况不是孙江成能解决的，他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
孙江成和梁玉用的是同一款软件，制作软件的是广东揭阳的一家软件创业公司。
这家公司共制作了五款抢号软件：一个抢“京医通”平台的、抢某军区医院的、抢某口腔医院的、抢某大学医院的和一个配合抢号软件使用的小程序。其他正经点的，照相机美化软件、仓储软件、办公系统，他们做；不正经的，比如博彩网站的插件、帮学生自动搜答案的答题软件，这里也做。
年龄最大的生于1991年，年龄最小的生于1995年，4个大学生毕业后创业，建立起这家公司，一人任总经理，剩下三个都是总监。他们浏览各大专业论坛上的帖子找活儿，“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客户的需求”是他们接单的唯一标准。
抢号软件是技术总监张灵航眼中性价比高的单子，技术不难，挣得不少。不过据他回忆，如何实现抢号需求还是梁玉自己提供的思路，“你可以试试多频率、高频率地去抢那个号”。
虽然隐隐感觉对方要做的事“不太好”，但根本没想到犯法，加上公司起步缺乏资金，张灵航不愿想太多，他宁愿相信对方只是帮家人抢号。
张灵航有自己的理想，编程给他成就感，他想创造一份事业，“做一款真正的产品”。他觉得现在这些小活都不能算真正的产品，但想做成真正的产品需要钱，现在只能接点小活儿打打底。
但现实追不上理想，他也知道，仅在广东揭阳这样的小公司就多如牛毛，更别提其实有的活儿不必成立公司，个人都能接。
说起技术相关，张灵航切换成了另一个状态，以一个姿势窝在看守所椅子上平静叙事的他，坐直了，语气抑扬顿挫，节奏变快，讲话时还带上了手势。他说“我技术还不错”，聊起使用的编程语言、大学时参加过的网络攻防大赛，他说“我是第一名”……他罕见地话多了，直到被检察官打断，才“说回案子相关”。
张灵航接了单子，按照制作软件的工时和程序设计师的标准工资，找梁玉收费6000元，帮着远程安装，还提供了几次软件升级。
据张灵航的同事交代，他们是一次升级中发现“京医通”公告里提示——如果存在刷号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才意识到刷号是违法的，不能碰。
“我得营造出一种想要合作的感觉。”张灵航说，他试探过梁玉，问“你的号是怎么卖的”。梁玉没说实话，告诉他“一个号加20-50元”。
张灵航最不愿面对的事确认了，对方果然是个号贩子。
自从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他就决定不做了。同事们也纷纷说不做了，意见一致。他拒绝了升级软件的下一次“需求”。
这是他能想到的全部解决办法。他觉得事情到此结束了，没咨询过法律界人士，也没在网络上主动检索过类似信息，因为太忙了，“我是搞技术的嘛，我要做工作，带团队，还要再自学新知识”。
直到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公安机关拘捕，一直致力于突破技术的张灵航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技术的边界。
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张灵航曾主动表示，“我希望用我们的电脑专业特长协助公安机关工作，争取有立功表现。”
在检察官张洪铭印象中，“张灵航聪明，好学，是学校里的好学生”。他见过张灵航的一沓证书，“三好学生，计算机专业比赛的奖项，他都得过，好多呢。”
张洪铭也听过张灵航带点自豪地回忆自己大学的高光时刻——参加黑客大赛攻击对方靶机并取得胜利。
但他下意识地打断张灵航的叙述，叮嘱：“你可千万别在现实世界里干啊，那个进去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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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航说得没错，他的技术不是不可替代的。
在同一个论坛上，梁玉张贴了软件出错的截图，留言问谁能帮他弄好。这次，好几个人找了他。他挑了一个，把软件压缩包发过去，对方很快维护好了。
孙江成在百度贴吧里找到了一家浙江诸暨的软件公司，花了5000元又买了一款抢号软件，还顺手把安装包又卖给了自己在微信群里认识的人，卖了1.2万元，转手净挣7000元。
检察官没忍心告诉张灵航，孙江成后来5000元买的软件，不仅便宜，效果更好。
目前，刑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但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号贩子，尚没有针对性规定。
传统的号贩子，多以扰乱公共秩序与倒卖有价票证等原因受到行政处罚。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倒卖有价票证的规定，拘留15天和罚款1000元就是对医院号贩子的“严厉”惩罚。
但现在，使用抢号软件的网络抢号行为，对医院挂号平台中正常挂号的网络传输数据进行了修改，直接违反刑法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号贩子们大概率面临刑事处罚。
最终，梁玉、雷潇、李凤翔因非法所得超过5000元，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后果严重”情形，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陆存杰因与梁玉的共同违法所得不到1000元，达不到“后果严重”的入罪标准，检察院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张灵航被认定为共同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当初，抓到“梁先生”十分偶然。北京市东城分局东交民巷派出所民警在一次行动中抓捕了一名号贩子，然后一个交代一个，找到了梁玉。
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北京市安排了12个暗访组每周开展巡查，建立了医院“号贩子”密度指数，对20多所医院进行排序并每周通报，还建立了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联动机制，对重复挂号、挂多个科室号的异常行为梳理、清理并整顿。对经查证属实的“号贩子”案件，实行“一案三查”，即查“号贩子”本人、查与“号贩子”相勾结情况、查充当“号贩子”“保护伞”问题。
此外，北京目前已有30余家医疗机构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重点医院将共享2017年以来被公安机关处罚的2100余名号贩子的头像和身份信息。一些医院挂号软件还在审核时增加了上传监护人手持证件照环节，一个身份证号码只可注册一次。针对“号贩子”利用刷号软件刷取号源的行为，挂号系统通过服务器检测一段时间内频繁操作软件的用户，封锁其IP地址。
至于看似通过号贩子挂到了号的“既得利益者”，“京医通”平台曾提醒，“不要把您的个人信息交给号贩子，个人信息存在被泄露、盗用的巨大风险。”
“号贩子破坏的是医疗秩序和就诊权的公平公正。患者打开医院的官方挂号软件，发现又没号了，怎么老挂不上号？这不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伤害吗？民众的内心是很难接受的。”检察官张洪铭说，“这也是要一网打尽号贩子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只打掉了几个人，号源还是被垄断的，普通人还是挂不到，号贩子反而少了竞争者。”
挂号是门学问，莹莹（化名）早就发现了。2016年，由于神经系统疾病，莹莹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一开始她也不知道怎么挂号，但不愿意找号贩子，先向有经验的朋友请教，了解到协和医院用于挂号的手机App，后来又在协和导医系统的帮助下，掌握了自助挂号机、114电话等多渠道挂号方式。协和的急诊和门诊她都看过，从未找过号贩子。
她觉得“看病是个刚需”，学会了挂号，既能自助也能助人，万一家人朋友需要，也能派上用场。在她看来，病急乱投医的、人生地不熟的、以及压根儿没琢磨过怎么看病的人，很难一下子挂对号，而“号贩子打的就是信息差”。
在张洪铭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但刑法是维护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处罚只是一方面。医院挂号平台的技术升级，法规条例的完善，劳动就业机会的保障、包括分级诊疗在内的医疗资源配置……消灭号贩子，需要综合治理。
“他们想犯法吗？不想，他们想的是挣钱，只是挣钱。”他说。
“谁都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排队不能加塞，你说对不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李楠说。
（梁玉、李凤翔、陆存杰、孙江成、张灵航等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