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三治融合”创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董碧水

    “自治，春风化雨；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润物无声。”浙江省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贤龙说。

    近年来，嘉兴市首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依靠培育和激发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和自治活力，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格局。2017年，“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嘉兴是“红船精神”的发源地。孙贤龙说，到2013年，嘉兴已实现平安创建“八连冠、满堂红”，但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很多社会新问题更加先发、集中，传统的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在千头万绪的社会现象背后，法制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基层自治缺少空间等问题尤为突出。”

    如何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期疑难杂症的药方？

    位于桐乡市城乡接合部的高桥街道因为高铁的开通，全镇进入大开发、大建设，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多数是由拆迁补偿等引起，这给政府管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回顾当时，高桥街道负责人不无感慨。

    2013年，借鉴“枫桥经验”，在以往自治、法治、德治各自“单兵作战”的基础上，高桥街道首次提出“三治融合”的“联合兵团”做法，在党政主导下，以自治、法治、德治为手段，建起“百姓参政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有效的预防、减少和化解了各类社会矛盾。

    “自治为本、法治为要、德治为基”，高桥街道摸着石头“过河”走出的社会治理困境，给了嘉兴启示，并将其从桐乡推向整个嘉兴。

    为推动社会治理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嘉兴市推动健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建起由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等“两会三团”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并在全省率先公布37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履行职责事项和40项协助政府工作事项；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全市1151个村（社区）聘请法律顾问。

    与此同时，改变以往政府对乡村社区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通过村(居)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民主评议等，推动让乡村社区事务由“为民做主”为“由民做主”。各级行政部门也带头强化法治思维,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并努力倡导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还通过“红黑榜”，强化对乡村社区居民的道德约束和“德治”引领。

    “‘三治’恰好是可以付诸实践破难解题的良方。”嘉兴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嘉兴实现了法律顾问每一个村(社区)的全覆盖，100%的村（社区）制定修订了被称为“小宪法”的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培育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1.5万多家。去年，全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达到14.76亿元。“改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之下社会管理、让社会与群众互动的同时，也改变了基层村（社区）的行政化倾向。”

    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原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干群关系紧张,矛盾纠纷丛生。该村在推进“三治融合”，探索创新村务公决法：全村557户,凡村里大事,每户一票,先民主讨论,再投票表决。从宅基地到二轮土地承包,从集体投资到土地征用,从修桥铺路到村庄整治,这些年来,村里的29个重大事项全部先通过村务公决,再付诸实施。

    洪溪村党总支书记陈俐勤说，“三治融合”唤醒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心气顺了,人心齐了”,洪溪村面貌随之发生大变化。如今的洪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美丽村、文明村。

    水乡乌镇是全国闻名的旅游风景区,全镇办起了几百家家庭小旅馆。但由于条件所限,小旅馆领不到营业证照,多年来,政府一管就死,不管则乱,关关停停,成为当地一大矛盾焦点。

    推行“三治融合”的新做法后,桐乡市“变堵为疏”,组织家庭旅馆经营者成立了“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从乱到治,乌镇家庭旅馆业由此合法经营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