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做点什么”可能让我们好受些

　　2018年即将过去三分之一，热点词有很多，“性侵害”一定会是其中一个。

　　新年第一天，北航女博士通过微信公众号实名举报12年前该校某教授骚扰女生，随后事件得到了积极处理。清明假期，多家网络媒体刊登几起高校女生曾疑似被性骚扰，甚至有人选择自杀的事件，知乎等网络平台上相关话题热度不减。

　　这个清明节，不太清静。

　　与此同时，“中兴”一定也是一个热点词，在“中兴员工坠楼事件”中，员工欧某从26楼办公室纵身跃下，结束了42岁的生命。究其原因，有多种说法，有说因股份转让价过低和人事部产生分歧，有说疑因内部宫斗被离职，甚至还有消息说欧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尽管具体原因仍不明确，但彼时网上那波关于中年职场危机的热议，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记忆。

　　这些事看上去似乎不搭界，而我们关于它们的讨论轨迹却有相似之处。犯错的当事人是否得到处理？学校是否严谨认真地对待？涉事企业是否冷漠无情……话题很快转移至受害人身上。有同事表示从现在开始就要教育女儿学会说不，不要做沉默的乖乖女；有人说“我要是××妈妈，早就当场甩给禽兽一巴掌”；还有人对事件中女孩表现出来的隐忍表示难以理解。对于“坠楼事件”，有人直言当事人心理脆弱，有人提议何不申请劳动仲裁，有人说撑到年后一定会有工作机会。

　　这些说法并没有对当事人的不敬，但议论背后隐藏的是我们自己的不安，潜台词是：如果换做是我，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定可以平安度过”。

　　以上引发热议的事件是有共性的：首先，都是不幸的生活事件，在普通人的经验中属于小概率事件，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其次，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就让我们这些普通“看客”集体遭遇了一场心理应激（Stress）。

　　生活中那些负性的、意外的、突然的变化极容易唤起个体的应激反应，每个人的应对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引发的应激反应也不甚相同，其中的差别大概在于我们在“想什么”和“做什么”。也就是说，感受、理解、处理应激事件时的个体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要进行反应，以及反应的强度如何。

　　在应激初期，“原因搜索活动”可能是最早启动的一类认知活动。例如，在得知患重病后，个体本能的第一反应多半是“为什么是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一心理过程即归因。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伯纳德·韦纳的归因理论，个体对应激源的可控性以及可控程度的感知，在决定应激反应上，比应激源本身重要得多。

　　举个例子，依恋创伤在心理咨询中是一个重要议题。儿童在生命早期遭遇虐待、遗弃、家庭变故或不良养育环境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结为“是我不够好”。乍一听很不可思议，其实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感和控制感的话，一旦事情的发展不遂心愿，便很容易感到无助与绝望，这是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再看前面众人的讨论。面对“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且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意外、负性事件，我们会想：是不是只要能做点儿什么不一样的事，哪怕只是一点点儿改变，就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至少不会是已经产生的这种结局。比起“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能为力，这样想会缓解我们的焦虑和不安，极大地增强安全感。

　　一定要做点儿什么才行。就像我的一位同事，女儿在美国读大学，在时不时耳闻各种暴力伤人事件后，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中午一定要跟女儿视频通话，彼此才能安心。

　　最后，在这个春雨淅沥的日子，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安、平安。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