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冤错案有多难

　　3月13日，北京，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小组审议各项决议草案、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结束后，列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杜国强在整理文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赵迪/摄

　　从13日中午12点10分开始，许金龙的三哥许金森，7分钟内3次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同一条新闻：“许金龙等4人抢劫案”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这是一桩22年前发生在福建莆田农村的错案。

　　最高检工作报告称，检察机关勇于自我纠错，对检察机关从当事人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案”“许金龙等4人抢劫案”“杨明故意杀人案”等冤错案件，分别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已依法再审改判无罪。

　　这也是“提出抗诉或再审建议”第一次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典型案例。”许金森仍然记得，当初一名关键证人的指纹被造假。许金龙等4人是1994年卷入这起错案的。那时，当地一名老人被杀害，他们进入警方侦查视野，5年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们死缓。其后20年间，他们家人为申诉四处奔走。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对申诉材料并不陌生，作为知名学者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经常收到很多材料，有的人甚至持续不断地反映，“特别执着”。

　　多少年来，在各种场合，侯欣一不止一次建议，对于长期申诉的案件应该普查，如果有错，必须平反；如果没错，主动复查也可以安定社会。在他看来，有些人几十年不间断申诉，“以人的常情讲，这种案子有错的概率会很高”。

　　2016年2月4日，福建高院再审许金龙案，当庭改判4人无罪。洗冤之后的生活却难回原点。许金森说，弟弟被抓时20岁，尚未成家，如今出狱已42岁，1个多月相亲20多次仍没成功。

　　4名蒙冤者，也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两个数字。报告称，人民法院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各级法院对667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诉案件被告人（合计1039人——记者注）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报告还提到，人民法院加强审判监督，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从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两会上，许金龙等一系列被纠正的冤错案屡屡被代表委员提起。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律师朱列玉，再次反思“命案必破”。他认为这并不科学，“你可以用一些指标考核命案破得怎么样，但‘命案必破’，破不了怎么破？就容易造成一些冤错案”。

　　他建议动“两把刀”，一是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二是把鉴定部门划给司法行政部门，同时律师也可以做刑事鉴定，“很多问题就可以进行证据对抗”。

　　同为律师的潘晓燕心情沉重。她对记者说，司法是公正的，但迟来了一二十年的公正，显然与老百姓期待的司法公正相距甚远。

　　在侯欣一看来，前述那些数字，体现了两高在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的努力。

　　讨论会现场，坐在侯欣一对面的一位政协委员补充说，两高报告体现出我国司法系统防止冤错案的“一个进步”——过去，提起冤错案，要么是“真凶出现”，要么是“亡者归来”，“这些案子都已经充分显示证据，判错了，所以才成了冤错案，并予以纠正。”

　　潘晓燕感受颇深，当年她学法律时，教科书一直在强调疑罪从无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不过，这已不是近年来第一次按照疑罪从无平反的案件了。刚刚履新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国猛告诉记者，路是越走越宽的，目前纠错已有了一定社会氛围，当事人法治意识提高，提请再审的数量可能增加，这都是正常的，“压力不会变大”。

　　侯欣一清楚，冤错案纠正并不容易，法院每年有大量诉讼，这是客观现实。但也有人担忧：冤错案纠多了，会不会使大家对法律公信力产生怀疑

　　事实并非如此。浙江高院在2014年纠正张氏叔侄案的当年，工作报告票数反而比前一年高5%。

　　对于许金森来说，熬过22年的他们，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刚出狱一个多月的弟弟尽快成家，回到生活本来的轨道上。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