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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梁晓声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

    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后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的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