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单纯的“数字主义”

　　谈论军事管理革命，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这位1939年拿到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管理学高材生，和许多同行一道被美国陆军航空队特招担任统计分析军官，使拥有二百多万人员和十几万架飞机的陆航部队在作战效率上有了极大提升。二战后，他又带领九名同行进入经营不善的福特公司，十位精英很快便用数字化管理造就了福特公司的辉煌业绩。在商界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麦克纳马拉又被肯尼迪招募为国防部长，并用数字化管理对美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平年代的马克纳马拉干得风生水起，但当他全权负责一场战争时，却在越南输得灰头土脸。他对所谓“量化系统分析”的过分追求、忽略战场态势和国际局势的会计师式打法不仅让美军吃了大亏，也导致自己的被迫下台。正如后来成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所说：“麦克纳马拉的计算尺精英们算出的精确指数不过是在衡量不可衡量的东西而已。”在瞬息万变的真实战场面前，麦克纳马拉效率第一、全盘量化的“数字主义”遭遇了惨痛失败。

　　历史经验对当下正在大力推进的军事管理革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曾经的我军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在部队建设过程中“粗放经营”较多，因而在新一轮军事管理革命中高度重视定量分析；但倘若与之配套的制度建设在刚性和弹性问题上仅追求单纯的细化量化，简单地把高效率当成先进性的唯一指标，忽略整体大环境而只在本单位做加减法，在未来战场上就很有可能像当年的美军一样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

　　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推进一场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以效能为核心”而不是“以效率为核心”，反映出对问题的准确研判。而什么是效率呢？通俗来说就是单位时间内达成的工作量，也即时间、人力、物力投入和最终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强调效率没错，但如果过度注重数字，就会把管理等同于会计算账，没有搞清效率与效能的区别。那么什么是效能？它主要指单位时间内产出结果距离预期结果的完成度及影响力，也可以指组织或个体所具备的相应产出能力。相比于效率，效能更加侧重于对事物结果的综合性评价，同时也更加关注实践主体的能动性。讲求效能必然要考虑效率，但两者无法兼得之时，我们必须首先着眼于效能，相关的法规体系在设计上也应避免走向麦克纳马拉式的“数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