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一生都在急国家之所急
1992年,中国街头的汽车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多。彼时,81岁的钱学森已在为几十年后的中国思量。他在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信中,提出前瞻性建议:“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
如今,正如他在信中所设想的那样,中国“迎头赶上,力争后来居上”。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国内的寻常物件,更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回望钱学森的一生,他总是将国家所需置于个人之上,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
国家缺铁路,他就报考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受敌机欺凌,他就选修航空工程课程。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他说:“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

不到30岁,钱学森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青年科学家。身在海外,心系祖国,进行科研计算时,钱学森会有意选取中国的自然条件作为参考。他总想着,如何将自己毕生所学,用在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上。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禁止离开美国”是美国移民局给出的答复。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态度则更直接:“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
1950年,钱学森被逮捕入狱。牢房里,他被禁止与人交谈。守卫每隔15分钟亮灯、敲击铁栏,不让他正常休息。妻子蒋英前去探望时,钱学森已经说不出话来。短短17天,他的体重减轻15磅,一度出现幻听。审讯中,美国当局问他:“你忠于谁?”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
五年后,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回国仅几个月,他便提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彼时,我国在导弹、火箭等尖端科技领域几乎是一张白纸,他却已经从科研机构、人才培养到技术路线和发展步骤,勾画出一个拥有完整国防航空工业体系的未来。没有人才,就亲自培养;没有成熟经验,就自己摸索;没有完整教材,就自己整理。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他所勾画的蓝图开始一步步变为现实。

1960年,中国第一枚仿制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四年后,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短短几年间,曾经近乎空白的中国导弹事业,逐渐有了自己的技术、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体系。
一个难题刚刚解决,钱学森已经盯住了国家下一个急需突破的难题。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有了“弹”,还要有能够把“弹”送出去的“枪”。两年后,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组织实施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装载核弹头的导弹从酒泉腾空而起,在预定区域成功实现核爆炸,中国由此真正结束了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历史。
导弹飞向远方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更高的天空。早在1967年,钱学森就已经安排团队启动载人飞船的研究筹备,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三年后,“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东方红》的旋律从太空传回大地。紧接着,钱学森又进一步推动载人航天论证,推进“曙光一号”研制。
退出国防科研一线后,钱学森仍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急。当许多人仍将沙漠视为不毛之地时,他提出发展“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希望依靠现代科技,把西部地区充足的阳光转化为生态效益和产业价值。当人工智能对多数人而言还十分陌生时,他已经把智能计算机视为“关系到下一个世纪我们国家地位”的大事,主张走人机结合的道路,让机器的计算能力与人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相互补充。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心血和智慧依然长远地造福着后代。如今,卫星在我们头顶运行,返回式航天器往返天地,通信卫星连接万里;一辆辆新能源汽车穿行街头,又从中国驶向世界。曾经,钱学森替中国提前思考的“明天”,正在慢慢成为我们的今天。
所以,每当享受这些便利时,请勿忘记那个在牢房里被折磨得说不出话、却依然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的人;那个放弃优渥生活、历经五年曲折也要回来的人。他一生都在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
假如你有机会给钱学森写一封信,你会想对他说什么?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时光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