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是否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杨雷 赵丽梅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晖扎根基层多年，见过许多未成年人因网络沉迷，或是网络上不良信息诱导引发的成长问题。

社区一名13岁男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尽管与父母约定能玩半小时，但这一用网时间总是被无限拖延，“没收手机就与家人爆发肢体冲突，甚至出现手足无措的‘戒断反应’。”王晖说。社区为这名男孩找了心理医生，和他的家庭一起，开启手机脱敏治疗之路。

今年全国两会，多名代表委员建议推动立法，禁止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委员将16岁称为未成年人的“数字成年年龄”。

不过，也有代表委员表示，单纯靠封堵不仅“管不住、管不好”，还容易造成青少年的反弹情绪，这种做法忽略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数字需求与发展权利。

警惕不法分子在网上“围猎”未成年人

王晖说，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网络游戏、低俗短剧、社交平台的不良信息，正不断侵蚀着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有的孩子受网络影响不愿意上学、离家出走，也有孩子还因网络诱惑被不法分子威胁，甚至出现精神问题等极端情况。“甚至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游戏、社交平台等网络载体，有针对性地‘围猎’未成年人”。

来自司法系统的一份调研显示，在涉网络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有较高比例的强奸案未成年受害人，最初是通过网络社交软件结识不法分子。他们以“交友”“聊天”“发红包”“送礼物”等为诱饵，逐步获取未成年人信任后实施侵害。

类似的问题并非我国独有。澳大利亚曾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全国政协委员、科德数控董事长于本宏注意到，相关调查显示，网络成瘾发生率随年龄增长呈递增趋势，且与抑郁、焦虑等显著相关。未成年人难以招架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新型侵害手段，有的在校园“表白墙”遭遇持续网络诽谤导致抑郁焦虑，有的因“高薪报酬”诱惑陷入录屏威胁。

借给孩子玩一会儿，手机收到推送变动画片

“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网络已成为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第二空间，用得好就是助推学生学习成长的工具，用不好就会影响到他们身心健康以及价值观的养成。”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晋光小学党委书记曾旭晴来自基层教育一线。她工作的学校对学生手机加强统一管理，同时校园提供公共通信设备。但到周末放假，学生就“撒了欢”。

“有些孩子沉迷网络，手机游戏、直播等挤占了他们学习、睡眠的时间，影响他们的视力和身心的发育。”曾旭晴说，更令她担心的是，一些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通过网络寻求同伴等。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图书馆馆长李燕锋曾见过孩子们对网络欲罢不能的样子。一些在校寄宿的学生，手机被学校统一保管后，想方设法从外面花钱租，晚上躲在被子里玩。

一件小事让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食品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唐利军感受到平台算法的“可怕”。那天，他把手机借给小朋友刷短视频，一会儿的工夫，平时常刷到教育类内容的手机上，推送的已经几乎都是小朋友爱看的动画片。

“表面看，是未成年人自控力弱、家长监管不力；深层次看，则是商业平台以流量最大化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于本宏认为，单纯依赖家庭监督未成年人自律，已难以应对平台算法驱动下的系统性风险。

唐利军的一条建议被媒体报道后登上“热搜”——推行短视频平台“深夜静默”时段，在凌晨1点至5点对未成年人账号强制下线或限制功能。

唐利军解释，他本意是，建议短视频平台根据未成年人观看时长推出提醒服务，并推送教育类等有益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短视频，“上热搜的那条建议其实是下策，如果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都不行，再用强制手段。”

现有政策落实亟待加强

事实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等法律法规，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对网络平台的执法力量有限，处理违规的力度也不够强。”曾旭晴说。

她认为，部分网络平台过度追求流量和经济效益，忽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对法律法规要求的实名认证、内容审核、未成年人模式优化等措施落实不到位，甚至刻意规避监管。

于本宏也认为现有平台治理存在明显短板。他觉得应该疏堵结合，可以同步开发公益性、无算法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平台，建设集学习、社交、娱乐于一体的“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内置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内容资源，不设商业推送算法，不投放个性化广告，提供安全、绿色、可控的网络社交替代方案。

“前提是，未成年人用网被识别出来。”王晖认为，当前，网络身份核验仅覆盖网络游戏领域，社交、直播等平台实名验证缺乏统一规范，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陷入“治标难治本”的困境。

“仅靠家庭和社区的努力远远不够，从源头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屏障，亟须立法的刚性约束。”王晖说。

明确平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

多名代表委员建议禁止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大学教授双少敏解释，16周岁不是随意设定的，而是综合考虑了青少年心理发育规律。“16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控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仍在发展阶段。”

王晖进一步提出，对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注册服务的，也应当经监护人有效验证、同意。“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对不良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弱，在保护的前提下，对不良网络内容就该‘一刀切’，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监护人。”王晖说。

于本宏认为，应当立法明确平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禁止夜间时段推送消息、限制私信与直播功能、设置连续使用时长提醒与强制中断机制。他还建议，要求平台运营者对新增用户实行强制性年龄核验，对存量用户逐步完成排查清理。

但平台如何准确验证用户的年龄？这是一个技术难题。

王晖建议，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等服务电子身份认证系统，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平台。“如果实名为成年人但疑似为未成年人用户的，平台应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定向动态核验、拦截。”王晖说。

于本宏认为，针对平台自行核验年龄成本高、准确性低的现实困境，可以授权公安部公民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或其他指定机构，为社交平台提供统一的、最小化的身份核验接口。

给未成年人提供更多选择

不过，对于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代表委员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国政协委员、演员张凯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字时代已经到来，不是要躲，而是要迎头赶上。

“不少地方的网络保护还是非常简单甚至粗暴的，强调管控、限制甚至封堵，片面追求少上网或者不上网。”张凯丽指出，这种做法忽略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数字需求与发展权利。

张凯丽认为，单纯靠封堵不仅管不住、管不好，还容易造成青少年的反弹情绪，让网络素养的提升和科技能力的发展都受到阻碍，“这种管控方式其实就是因噎废食”。

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是否会让他们远离精彩的数字世界？双少敏和李燕锋表示，她们推动这件事的初衷不是让孩子们完全与数字世界隔绝，也不是要剥夺他们应有的快乐和娱乐社交，相反，是想为孩子推开另一扇窗户，引导他们的目光从方寸屏幕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去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姚明提议动员未成年人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真正的社交场景。但这一年他调研发现，如果缺乏现实替代场景，青少年即便短期“息屏”，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线下参与习惯。问题的关键不只在于“用多久”，更在于“离开屏幕后去哪里、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姚明建议，加大校内外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开放，深化家校社协同，将体育锻炼、阅读实践、劳动体验、面对面交流纳入公共服务，用线下充实替代屏幕沉迷。

一个组织研学活动的朋友曾告诉李燕锋，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参加研学，原因在于，孩子在研学中很少找他们要手机。

“我们有很多方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享受现实世界的美好生活。”李燕锋说。

“如果我们在未成年人最可塑的年龄，将他们完全交给以流量最大化为导向的商业算法，那么这代人的注意力将很可能被切割成碎片，情绪容易被极端内容挑动，认知将被信息茧房禁锢。反之，如果我们能为他们构筑一个安全、健康、优质的网络环境，相当于对国家未来人力资本和公民素养的一次战略投资，投资的是下一代的心智健康，回报的是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文明高度。”于本宏呼吁。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