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小窗口折射社会治理大发展

 “10年前，一进我们大院，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破棚子。现在，演乐胡同59号社区居委会大院变得开阔敞亮，干净整洁，还有胡同展厅、共享书屋、休闲长椅。平时社区还举办毛巾健身操、健康讲座、养生知识抢答等活动，大家伙儿都特别愿意参与……”72岁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演乐社区居民陈燕感慨，社区今非昔比，让大家有了“居民之家”的感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小社区如同一个折射时代变迁的窗口，见证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提升的鲜明轨迹。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命题，不仅着眼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更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实现高水平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张军分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中的党建引领作用日趋强化；城乡社区构建起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协调配合成为基层治理重要机制；技术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成为必选项。

以人民为中心 社区治理从“管理”转变为“服务”

60后杜世兰有着近40年社区工作经历，她对社区管理的变化感触颇深。杜世兰于1984年进入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当时为“常青乡”——记者注）工作。在她的印象中，那时工作模式相对“简单粗糙”，只要腿勤、嘴勤，将上级政策精神传达到社区，就算完成任务。“工作中难免有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的情况。”

2019年，包河区率先在全市试点街道机构改革，将繁杂的部门精简为“一办七部两中心”，明确细化部门职能。优生优育、健康检查、孩子入托、退休福利等民生政策指导，纳入杜世兰所在的社会事务部工作范畴。在她看来，除了优化办事流程，社区治理另一大亮点是由条线管理转变为网格化治理。

2020年，包河区仰光社区把社区划分出12个网格。2022年，网格数调整为9个，辖区驻地单位、公共服务场所、居民小区、学校、体育馆等归于网格管理。各网格采取“1+2+N”人员配置，1名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兼任，配专兼职网格员各1人，N代表物业工作人员、居民乡贤、楼栋党员、志愿者等自治力量。网格员定期线上宣传惠民政策，主动上门讲解服务，延伸治理工作触角。

“社区治理直接面对老百姓，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大到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小到就业指导、拆迁等工作，要有热情、干劲。”杜世兰深切感受到，10年来，社区治理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变为主动细致的“服务”。

从小对妈妈的工作耳濡目染，2017年，杜世兰的女儿刘佳丽通过招考进入常青街道仰光社区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对于来办社保的居民，刘佳丽会综合考虑其家庭情况、收入水平、社保缴费情况等给出最优意见，“将政策内容告知服务对象并不难，要将政策掰开揉碎，为他们‘量体裁衣’。”刘佳丽帮社区142人找到工作。2022年7月，31岁的她荣获“全国十佳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称号。

提升治理效能 强本领办实事

近年来，社区治理窗口的图景变化，反映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越来越多有知识、有本领、有技术的年轻人加入社区，在实践中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10年前，杜世兰入户核对信息时，都是手抄登记，如果记录有偏差，办理一件事情要跑好多趟。如今，女儿刘佳丽用手机录入数据，为社区居民查询政策、办实事，一键启动就能办理。

合肥滨湖世纪社区振杰网格党委副书记袁佩静是90后，2013年参加基层党建工作，和她一同进入社区工作的80人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受益于信息化优势，他们在线上发布工作动态和便民政策，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拓展了社区治理覆盖面。

党建引领成为社区治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7年，袁佩静来到社区智慧建设部工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上线。“这相当于社区治理的‘中心枢纽’，居民扫码就可以了解社区党组织建设、党员报道、公益文化项目报名等信息，我们从‘广撒网’治理转为点对点精准服务。”她说。

社区也在不断加大对年轻基层治理人才的培养和投入。2013年，滨湖世纪社区引进第三方机构，提升社区草根社会组织工作者在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等方面的能力。两年后，社区又专门成立治理学院，聘请专家开展集中授课、主题沙龙、实操训练等。

袁佩静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每年要修完25个课时，“小社区、大学问，要不断增强本领，学会细致细心帮群众办实事”。近10年来，她经历了7个工作岗位，为群众调解、化解矛盾百余起，成为受到群众夸赞的“小袁书记”。

社区里的年轻人敢打硬仗、勇挑大梁

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随着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社区一线不断面临新挑战、新要求。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任务时，社区里的年轻人敢打硬仗、勇挑大梁。

95后韩子琳自认为性格内向，和陌生人交流会紧张。2021年，她加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史家社区。刚进入社区工作，她就碰上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安抚排队居民，帮助老人、行动不便者完成登记和检测，完成大数据信息核查任务……韩子琳身兼数职，忙得像旋转的“陀螺”。外出时，她会随身携带几个笔记本。“海量信息迎面扑来，我就拿笔把重点都记下来。”

一天下午5点半，正打算吃饭的韩子琳接到紧急任务，支援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疫情防控，要对260多人展开大数据核查工作。她一遍遍地拨打电话，不停地做记录，并将信息录入电脑。“一边打电话，还要不停地做工作，但大家毫无怨言，全身心投入工作。”经此一役，韩子琳发现自己之前的“社恐、焦虑被抛得一干二净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张军认为，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基层社区一线，是基层社会治理高水平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外在要求。“基层应对社会风险的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层负担仍然过重，迫切需要加强基层社区年轻人才队伍建设。”

今年，合肥市针对应届大学生公开招考4000个社区“小管家”岗位，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血液，包河区共有358名“小管家”赴社区任职。

“社区事务繁杂，以平安建设部为例，涉及信访、物业、安全生产等工作，还要处理居民大大小小事情，亟须提升年轻人综合素养和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包河区薛河湾社区的00后汤慧娟感到，从事社区工作让她成长很快。她和小伙伴观察到，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导航和扫码。“小管家们”打算开设讲堂手把手教老人智能手机操作。有时老人一句“谢谢”，能让她开心许久。

张军认为，要加大基层社区选贤任人力度，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基层施展才华、磨炼意志、收获成长，各方合力打通基层社会治理“堵点”，提升基层“智治”水平和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