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美丽中国同行
丢弃的垃圾被制成了再生用品、落到窗前的鸟儿或许有一群人默默保护、游历过的绿水青山背后其实有法律护航……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正拼凑起美丽中国的图谱。有一群致力于生态环保事业的年轻人，给自己的青春打上了绿色烙印，而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上，无限的机遇也在吸引着青春力量同行。
法律护航 回应人民对碧水蓝天的向往
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更忙碌了。2001年，他还是一名刚步入环境法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环境法被视为一个比较冷门的学科。而如今，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环境法也作为热门学科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深耕环境法治领域20余年，于文轩参与制定和修改了我国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他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在立法及其实施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生态环境法治愈发受到重视。
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写入我国宪法，在根本法层面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在于文轩看来，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为生态环境法治发展和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同时也为环境法学者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些年来，相关领域立法的“绿色化”和“生态化”趋势也愈发明显。我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于文轩介绍说，这一规定在学理上被称为“绿色原则”，是我国民法典的一大创新。除此之外，民法典中还规定了不少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很好地回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法治的内在要求。
生物安全法是于文轩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从彼时的一个新兴前沿领域，到去年4月15日，我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于文轩感慨，“个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时代。”如果不是近年来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如此重视，环境法学者就难以如此畅快淋漓地服务社会发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立法的内容。
伴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不断深入，刘金梅也见证了环境法治的逐步完善。2009年大学毕业，她就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如今担任环保社会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
刘金梅回忆，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未正式确立时，环境诉讼不仅立案难，也缺少适当的救济类型，“很多时候，受害者虽然得到了经济赔偿，但是污染问题不解决，他们还会继续遭受这种影响”。案件结束后，一个疑问常像刺一样扎在她脑海里，“之后呢？”
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出现了。刘金梅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长出了牙齿”，改变了整个环境治理的思路。于文轩认为，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与1989年环境保护法的一大区别是，此前强调“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而如今转变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一变化表明，我国更加强调生态安全和环境安全，在理念层面将安全价值置于效率价值之上。
自此，我国进入环境法治建设的快车道。紧接着，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法的出台，让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工作有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016年起，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常态化，各地环境执法大规模开展，再加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施行，各地各级的法院成立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环境领域的违法成本变得非常高。
环境信息的公开披露也拓宽了公众、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的渠道，激发了人们的环保热情。环保不再仅仅是环境部门的事，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全民诉求。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杨临萍介绍，过去10年里，各级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约192.9万件。其中，有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等案件，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绿孔雀预防性保护的诉讼案件、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等案件，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法销售汽车尾气“年检神器”等案件，助力减污降碳。此外，司法机关发布24批260个典型案例，回应人民群众对天蓝、地绿、水清美好生活的向往。
“之后呢”的疑问也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得到回答。刘金梅表示，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再是索求巨额赔偿，它的核心诉求是污染要停止，环境要得到治理和清理。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刘金梅已从一名法律界人士转变为环保主义者。她愈发深刻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坚信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之努力。她也格外注意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案，做到垃圾分类，也越来越享受在自然中得到疗愈。
服务生态 青年成为自然守护者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个观鸟数据库里的信息仍在爆发式增长。
“90后甚至00后，越来越多大自然的粉丝愿意沉浸其中。”云南省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秘书长雷进宇说，人们对亲近自然有了更深切的渴望，人们更愿意去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最佳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可能是民间最大的观鸟数据库，如今拥有数百万条数据、两万多名用户。它起源于昆明市朱雀鸟类研究所于2014年搭建的观鸟爱好者交流平台，观鸟爱好者同步调查和观察，共同上传资料，形成了全国性、公开的鸟类数据库，为科研、保护，甚至政策制定提供一手信息。
观鸟爱好者捕捉到的细节证实了我国生态环境的好转。东方白鹳曾经被认为在中国只有3000多只，但最新的数据已接近1万只。
过去10多年里，东方白鹳的数量有较快增长。从观鸟者提供的信息来看，过去东方白鹳可能只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有繁殖，现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观鸟者都捕捉到它们美丽的身姿。
这与一系列生态措施分不开——近年来，我国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这些捕食鱼类的大鸟，得益于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有了更多“美味”的选择。
对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渠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黄进而言，眼前一望无际的丹江水，是他八年如一日守护的事业。
因为担负着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输水的重要任务，这里的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标准。黄进说，渠首中心是丹江口水库的副坝，主坝即出水口，因此渠首中心也是“水龙头的最后一套屏障”，必须要确保放出去的水，水质稳定达标。
这个几乎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团队，不断提升着监测预警能力。从2016年用半年拿到地表水109项全分析监测资质，到2018年淇河水污染事件中，他们连续26天24小时连轴转，大雪封山时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样，参与形成环境应急的“南阳实践”。到如今，国家引领水质监测从理化监测向生物监测拓展，他们又成为河南省率先具备水华监测预警技术能力的团队。
平日里，周一到周五，黄进和同事都驻扎在监测中心所在的淅川县九重镇张家村，有时周末也要值班。这里距离南阳市区130多公里，车程两小时。条件虽苦，黄进的语气里却透露着满满的自豪，“都说我们是环保铁军，能吃苦能奉献能战斗是环保人的底色。”
在他看来，水源地监测工作意义重大，南水北调中线惠及沿线20多个大中城市及131个县，直接受益人口达7900万人。“当这么多人喝到甘甜纯净的丹江水，实现一渠清水永续北送，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双碳”目标创造青年新赛道
人们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80后徐源鸿的新赛道。政府购买的垃圾分类服务、废品回收后精细化分拣产生的收益，构成了徐源鸿创业公司的盈利空间。
清华大学在读的环境学博士中，徐源鸿大概是与“垃圾分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之一。5年前，他创立“北京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从北京市昌平区一个2000多户的小区开始试点，通过微信小程序，把废品回收服务送上门，除了厨余和卫生间废弃物，居民家里产生的废弃物，他几乎都能收走。
徐源鸿信手拈来的数据折射了他创业的价值：废钢，90%都能再利用；废纸，70%都能再利用……在“双碳”目标下，当下的资源循环再利用似乎比过往的收废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5年间，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拥有700多名员工，小程序里的注册用户也超过20万。现代化的分拣基地甚至有了大数据的加持。亟待“充电”的他，开始了博士生涯。他希望通过进一步学习，给参与垃圾减量化的客户建立碳账户，最终实现商业交易。
这样的变化是徐源鸿的父亲几年前难以想象的。徐源鸿是北漂二代，在他的少年时代，父亲在北京郊区从事废品回收，那是一家的生计，却也是他不愿对外人提及的细节。
所以当在公司做白领的徐源鸿放弃光鲜的职业，要把收废品作为创业项目时，父亲并不能理解。但徐源鸿坚定地告诉父亲，这个行业今非昔比，有发展的潜力。
徐源鸿看到的背景是，国家已经树起了生态文明的大旗，社会逐渐形成的共识是，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那么，垃圾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就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题中之义。
在刘金梅看来，如今政府、企业、公众层面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她刚入行时相比，有了极大的提升。技术革新也给年轻一代带来参与环境治理的新手段。因此，自然之友发起气候行动计划，希望不同领域的年轻人参与，支持他们发挥跨界思维，提出创新多元的解决方法，让更多人了解、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
雷进宇也建议，更好地发挥科学家的力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全国范围内野生动物调查或监测工作，这将有利于数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双碳”目标下，“环保”一词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年轻人的新赛道应运而生。于文轩经常对他的学生说，“你们遇到了研习环境法最好的时代”。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推动制定生态环境法典、应对气候变化法、自然保护地法等重要的生态环境立法。在于文轩看来，生态环境法典很有可能成为继民法典之后的我国第二部法典，有关部门和环境法学界正在大力推动这一立法进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刘世昕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