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理想之路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在辽宁舰上的那段日子，夜里风浪大的时候，船晃得人睡不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王心仪就拿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读。令她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个绰号叫“老狗”的小红军。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说出这句话。”王心仪会不由自主地想，新时代的我能做些什么？

　　今年8月底，汕头大学师生沿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行军路线，从宁夏隆德县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出发，翻越六盘山，随后一路北上革命圣地延安，中间徒步距离约100公里。回忆起这段行程，该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徐树钊觉得很不容易。日均徒步20多公里，暴晒和暴雨交替着来。但一路上没人哭、没人抱怨。在翻过六盘山，看到两座静静伫立在草坡上的无名红军墓时，不少同学都红了眼眶。

　　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东韶关仁化城口镇，以血肉之躯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来到这里之前，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大二学生郭妍欣对长征的全部认知都来自课本：地图上弯弯曲曲的箭头穿过大半个中国，《丰碑》课文里被冻死在雪地的军需处长……“此前，我知道长征很伟大，但这种伟大更多是‘隔着距离发亮’。”她说，现在，她摸到了温度。

　　90年前，一群年轻人用双脚走出一条绝境中的生路。90年后，另一群年轻人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在同一段历史里，他们寻找着各自需要的东西，有人找到了面对困境的勇气，有人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坐标，有人找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长征没有终点，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出发。

叫不出名字的人，和他们走出来的路

　　9月16日，在“长征，青春的会师——弘扬长征精神青年思政公开课”上，面对台下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500多位师生，王心仪分享了一个关于信念的故事。

　　王心仪201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0年9月，她携笔从戎服役于北部战区海军，先后随辽宁舰完成10多次演训任务。退伍后，她回到校园，从本科读到硕士。今年，她作为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的青春寻访人，花了1个多月时间深入长征故地。

　　在江西于都，她看到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一个村子参加红军的所有烈士。她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里面有不少4个字甚至5个字的姓名，像“曾乌腊古”“欧阳洪发生”，还有些连正式名字都不像的，如“刘狗发”。

　　“红军大多数出身穷苦家庭，参加长征的时候很多才十几岁，家里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给取。”王心仪说，他们中的很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

　　寻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时，她了解到，碑上一位叫刘金山的战士，幼年就成了孤儿，被旁人喊作“刘伢子”。而金山这个名字其实来自他的团长杨金山。杨团长牺牲前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了他。刘金山带着团长的名字，在长征路上浴血、抗日战场上拼杀、解放战争中冲锋。

　　一个名字熄灭了，又一个名字亮起来。而更多的人，名字消散在风中。不过，王心仪说：“无名勇士的精神没有随着他们的姓名一同飘散，而是隔着90年的岁月照在今天无数普通人的身上。”

　　郭妍欣真正摸到长征的温度，是因为城口镇综合文化站原站长黄本洲。他用十余年的时间，把当地登记在册的红色遗址从20处扩充到50多处，走访村民，抢救濒临失传的口述史料。

　　今年暑假，郭妍欣随学校实践队来到城口镇。“他不像是在工作，更像是在守护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她说，黄本洲讲起长征的故事时，眼睛会亮起来。

　　其中一个故事让她印象深刻。红军路过城口镇时，一个孩子以为是国民党，吓得大哭。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把他抱起来，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冰糖，放进孩子的小手里。“没有人知道那个战士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有没有走出雪山草地。”郭妍欣说，他留下的只有那一把糖，和一个孩子此后漫长人生中对“红军”两个字最具体的理解。郭妍欣说，红军守护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那些故事，至今还在当地人中流传。

　　六盘山山腰那条狭窄的“王套小道”，当地老人把它叫作“英雄路”，因为每一块石头都见证过红军鞋底的磨痕。

　　徐树钊也走上了红军走过的路，第一天，两只脚就都磨出了水泡。第二天、第三天，他忍着脚底的刺痛继续前行。走到第四天，他们遇到了山体滑坡，所有人的裤子、鞋子都湿透了。他看见好几个同学身体开始打颤，嘴唇发紫，队伍只得临时调整行动策略。

　　站在垭口（指两山间狭窄地带或山脊上呈马鞍状的明显下凹处）歇脚时，徐树钊想，90年前的红军走的是同样的路，装备和物资比他们差得多，没有专业保障团队，还要扛着辎重，穿着草鞋。一种难以言说的重量，压在了他心口。

　　他叫不出那些战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倒在了哪一段路上。但踩着同一片泥土，顶着同一个地方的暴雨，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联结。“他们把信念和力量留在了这条路上。”

从那段历史中汲取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李斌，本科是从中文系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他是马克思的粉丝，“从整个人类的时代背景来看，我们跟马克思仍然是同时代人。他对很多现代问题的诊断深刻而有力。”

　　他紧接着补了一句：不是说马克思讲的每一个结论在今天看来都非常正确，那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精神，是力量。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看待长征的方式。长征不是他的研究方向，更多是一种“兴趣爱好”。

　　跟王心仪一样，他也喜欢读《红星照耀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书里那些“红小鬼”，也就是长征队伍里年龄偏小的少先队员，承担着侦查员、通讯员、马夫、护士甚至教员的工作。书中写道：“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

　　李斌读到这里时停了一下。“我有时候会反思，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像他们那样勇敢，那样有信念？”他说，“红小鬼”里有很多人可能并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没那么深刻。但他们有一种朴素的信念，爱国、抗日、替穷人打仗，然后就坚定如一地跟红军走了。

　　走完这趟长征路，徐树钊对“痛苦”的理解更深了。他想起自己成长里那些难捱的时刻，被怀疑、遇瓶颈，都通过努力走出来了，“意志力不是天生的，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从延安回到学校后，徐树钊一头扎进了实验室。那几天，他每天在实验室待到凌晨两三点，早上八九点起身继续干。“那么苦那么难的长征路，我都能走下来，科研里的这些坎也一定能跨过。”

　　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上，有一个叫“沙盘上的战争”的UP主。他用三维地形沙盘，动态演示红军的行军路线、敌我兵力部署、各方势力的博弈。

　　其中，四渡赤水的单集视频，播放量超过1500万人次。评论区里留下了很多年轻人的感悟。有人留言：“红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是真正有信仰的部队。前路有光，即使身处泥泞，也不会失去希望。”还有网友说，在社会上沉浮几年才能发现，身处动荡的乱世，能够看透历史迷雾，坚定理想信念，前仆后继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走出理想之路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90年过去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自发自觉地回看长征。“长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但它作为一种精神符号，价值是历久弥新的。”李斌说，人们总能从长征的逆境突围、组织凝聚、实事求是当中，获得一种精神力量。

走好自己的长征

　　寻访路上，王心仪见到了很多人。有给烈士画像的学生，也有扎根夹金山的青年考古队员。“你会感受到，一代代真的是在接续传承、薪火相传。”

　　在泸定县，她见到一群在高空作业的电力工人。王心仪站在下面看着他们，忽然觉得那些身影和当年飞夺泸定桥的战士重叠在了一起。“当年红军踩的是铁索，他们脚踩的是高空电线，‘西电东送’就是他们的长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这几年，李斌的主要精力在升学上。自己的读博之路，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长征”：漫长、孤独、需要耐心，需要坐得住冷板凳。他的“娄山关”，可能就是那些写不出论文的深夜；他的“腊子口”，可能就是同龄人成家立业、升职加薪时，自己还在书桌前啃一本读不完的书。但这条路是自己选的，他不会放弃，“好好读书，好好钻研，把学问学得再深入一点”。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从课本到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徐树钊接触长征的渠道不断变化。“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历史里找到参照。很多我现在经历的事，先辈们早就经历过了。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个坐标系，去看清自己未来该往哪走。”

　　怎么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徐树钊的答案朴素而具体：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建设好，不断学习，做力所能及的事。实现自身的成长后，逐渐去影响身边的人，甚至是社会和国家。

　　郭妍欣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这句话时，可能会心一笑，很少继续往下想。但现在，她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长征不一定需要提前知道终点，它更像是一种姿态。当你决定不绕开困难，而是迎上去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她说，在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要找到并坚守自己的确信。“不需要去做多么宏大的事，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能做的事一件一件做下去。”

　　在延安市甘泉县，王心仪站在当年红军会师的地方，想了很久。90年前，一群年轻人从绝境中走出来，靠的是救国救民的决心。90年后，另一群年轻人站在同样的土地上，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在一个选择太多的世界里，如何守住自己的确信；在和平年代，如何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能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