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致用”到“走好新路”：长征精神的青年化转化与教育建构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每个时代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历史发问：那场跨越千山万水的远征，除了静默的纪念碑，还能为今天坐在数字屏幕前的青年留下什么？重提长征精神，已不再是一个回忆性的命题，而是一道指向教育本质的行动难题：如何让诞生于绝境中的历史主动精神，从被反复讲述的过往，转化为一代人内在的精神构成。这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能够完成的，它要求我们在教育哲学的层面搭建一种机制，把宏大的历史叙事编织进个体的意义世界。

近些年来，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探索明显增多，成果不可谓不丰，但也要看到，不少尝试仍停留在场景体验与情感触动的层面，尚未充分触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学生何以愿意将历史中凝结的精神化为自身的行动遵循。已有研究指出，当前的红色教育多以“认知-情感”为基本路径，对于文化主体性在精神转化中所能发挥的枢纽作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所做的工作，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寻求推进：从湖湘学派“知行互发”的思想资源中，为历史主动精神的青年化转化提炼一个兼具哲学根基与操作可能的框架，并以湘潭大学碧泉书院的实践作为注脚，探讨一种可供更多高校参考的育人思路。核心意图在于，将散布在党史叙事、文化传统与教育实践中的相关碎片，焊接成一个“文化—主体—行动”的贯通机理，而不是另起一套话语。

谈及历史主动精神，通常的阐释都会追溯到马克思那句广为人知的话——人自己创造历史，但并非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长征把这种在受限中的创造推向了极限。一支队伍在几乎失去所有退路的时候，靠着对民族命运的清醒判断与对革命规律的深刻把握，硬是在看似不可能之处打开了生路。这种历史主动，根植于一种将个体选择与整体命运紧紧绑定的觉悟之中。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青年，真正的困难不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而在于如何帮助他们跨越时间的距离，使历史不只是精彩的故事，更成为一束能够照见自身选择的参照。青年化转化，所要做的事情，正是促成一种认知方式的递进：从了解历史，走向在历史主动精神的映照下重新审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

颇有意思的是，这种 “贴近现实、向难而行”的精神气质，本身就流淌在湘水之畔的学术血脉中。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碧泉结庐讲学，开创的湖湘学派最鲜明的标识就是“传道济民”与“经世致用”，一向拒绝空谈性理。胡宏在《知言》中反复阐发的“知行互发”，并非今日教育心理学层面的知行关系，而更接近一种存在的决断：真知必定在践履中完成，不行不足以言知。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便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联结：长征精神所需要的教育路径，恰好可以借由碧泉书院的 “体用合一”传统获得本土化的哲学表达——不是把道理讲完再去行动，而是在介入现实、服务人民的过程中获得对真理的体认，从而实现从“要我认同”到“我即如此”的渐进过渡。 这种借助文化根脉进行精神焊接的尝试，比起抽象的说理，往往更具亲和力与黏合力。

实事求是地说，理论上的通顺并不保证实践中的顺畅。 笔者 在推行相关探索之初，也曾遇到过学生参与热情不高的情形，部分同学觉得内容与自身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个关键的转折发生在将学生从受教育者转变为行动的主动建构者之后。我们以 “信仰的足迹”为主题，组织碧泉书院的学生形成研习小组，开展口述史采集、档案研读和革命旧址田野调查，重点寻访湘籍老红军后代。学生在翻查原始名册、整理录音、考证地名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一名本科生在札记中写道，“当我在名册上看到许多名字后面只写着‘牺牲于某地’，而这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甚至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我突然感到自己平日那些迷茫都显得轻飘了。”随后，这批材料被转化为原创话剧《抉择》，在 全校范围内演出。参演学生和历史叙事之间的距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融 ——他们既是讲述者，也是被讲述悄然改变的人。这种从“浸润”到“体认”再自然过渡到“力行”的过程，暗合了“知行互发”的内在理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唤醒了认知，而非认知单方面地指引行动。

另一项实践把重心移向了“经世致用”的当代实践形式。我们设立了“传道济民”社会服务项目，长期开展 读书沙龙 、口述史与社区营造、乡村国学讲堂等志愿活动，并要求本科生进行一定深度的参与。在湘西十八洞村，学生们不只是观察者，而是协助梳理产业数据、帮助村民分析生态养殖链条的参与者。一名党员学生后来这样说道，“当我把哲学课上学到的普遍联系原理，用来分析养殖与市场的关联时，第一次真切感到真理是可以握在手里的。”她的话并不夸张，恰恰点明了转化的关键：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宏大的理论落到具体情境里，历史主动就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成为一种能够运用自如的思考工具。

当然，这两项探索都带有鲜明的个案特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碧泉书院的湖湘文化底蕴并非每一所高校都天然具备，而且目前的成效评估主要依赖质性反馈，还缺乏长周期、多变量的追踪数据支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参与项目的学生本就具有较强的公共关怀，这构成了某种自选择效应；另一种可能是， “知行互发”式的介入在短期内激活了潜藏的主动性，但其持久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这些不确定性并不削弱框架的启发性，反而提示我们在推广时需要根据各校自身的文化脉络进行在地化调适，并配套更为系统的效果监测。

跳出碧泉书院的围墙，将这一模式放在教育强国战略的大视野中衡量，有三条路径值得细心打磨。其一，把历史主动精神的青年化转化纳入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协同开发“文明演进与历史选择”类课程，不再把长征精神当作一段孤立的党史来教学，而是作为探讨个体与时代关系的典型案例加以剖析。其二，在政策设计上切实保障“做中学”的刚性地位，将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项目制服务学习计为必修学术活动，由对口市县与高校共同设定需求清单，让学生带着真实任务走入田野，在行动中寻找意义感和方向感，从而有效回应青年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内卷”与“躺平”等心态困扰。其三，重建师生成长共同体，借鉴书院传统中师生朝夕切磋的制度，以联合党支部、导师制、工作坊等形式，让有信仰的人在日常相处中传递信仰，而不仅仅是登台宣讲。

九十年前，一群人从绝境中走出生路。今天，面对同样复杂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把那分主动担当的精神融入青年一代的认知结构，所谓传承，便容易停留在修辞层面。碧泉先贤的 “知行互发”早已提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教育常常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的。长征精神从未过时，它所等待的，是一套能与当下生命进行深度对话的教育语法。 我们正在这条语法上，尝试写下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碧泉书院）党委副书记】